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脱实向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基于2003—2019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显著抑制了央企的金融化程度,且收益上缴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低,特别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配置长期金融资产时。同时,当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时,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利润上缴对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提升还能够有效缓解金融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引导企业资金“由虚转实”,预防金融风险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企业并购决策:基于中央企业集团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策为外生事件,研究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向政府分红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集团内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基于2003—2017年度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会抑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融资约束较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较低和政府补助较低的公司中。本文拓展了国有企业分红的经济后果和企业并购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和支出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企业创新--来自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策的证据

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会采取强制分红来保护其合法权益。我国在经历了国有企业十多年不分红的历史后,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强制性政策。本文基于2003年~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主要结论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企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拒绝了管理者短视假说。本文丰富了对强制分红制度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评估政策后果,为今后的调整与完善提供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企业内源融资

2007年12月11日我国颁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相关中央企业按照规定比例上缴红利,结束了我国国有企业十多年不分红的历史。该办法实施十年多来,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内部资金的冗余水平,但随着上缴比例的多次调升,持续低位水平运行的企业自有现金流可能会影响企业内源融资率。文章基于2004——2017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样本,分析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对其内源融资率产生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策的实施及其上缴比例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内部融资率。文章对于丰富和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了国资收益上缴制度传导机制的解释框架。

国企为什么必须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国有资本财政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所特有的财政模式,转轨时期的特殊性造就了其特殊内涵,而转轨时期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运作存量国有资本的需要则决定了其必要性及其最终归宿。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既是企业利润分配问题,也是财政再分配问题。

强制性分红:压力下移与盈余管理——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是一项强制性分红制度,这种政策带来的强制性分红压力会沿着企业控制层级往下转移.本文实证检验了强制性分红对中央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企业会通过减少盈余的方式规避该政策带来的压力,尤其是,金子塔层级越低的中央企业这种规避行为越明显.进一步,中央企业面临强制性分红压力与业绩考核压力时,更注重业绩考核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价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的实施效果,为政策优化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