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有跨国公司公司治理改善的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研究

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直接决定了母公司全球化战略是否得以实现。本文从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角度出发,阐述了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的内涵、特点和与母公司公司治理的关系,并提出在首先改善国有跨国公司公司治理的前提下,如何改善和提升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的建议和策略。

打造国有跨国公司的路径选择

假如央企改革能够求得政策享受和责任承担之间的均衡。并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则未来10年，中国打造出5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央企并非不可能。

中国国有跨国公司“竞争中立”评估

"竞争中立"起源于国内规则,逐渐向双边规则、区域规则演变,形成以澳大利亚、欧盟、OECD为代表的竞争中立框架体系和CPTPP区域投资协定。相较于其他实践形式,OECD竞争中立政策以诸多成员国实践为基础,全面概括国有企业可能偏离公平竞争的领域,获得全球众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本文基于OECD评估要素构建定性和定量指标,借定量指标量化分析中国国有跨国公司相较于2336家美股上市的其他国家企业和中国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情况。

浅析经济全球化与国有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跨国公司对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发展国家控股的跨国公司 ,不仅利于国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而且也利于规避风险 ,维护国家的独立。

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双重型、叠加式委托代理的视角

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股权结构的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和产权关系的延伸,使其委托代理呈现出双重型、叠加式的特征。基于此特征,文章确立了双重型、叠加式委托代理理论并作为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完善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委托代理链能否形成有效的传导机制以及各级委托链的委托人和代理人是否明确。在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优化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应从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对经营者和中小股东对其代理人两条途径同时降低公司治理成本,并通过模型对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获取租金的合理界限与范围进行了界定。

中国国有跨国公司的治理问题研究

中国国有跨国公司掌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它的兴起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有着自己的特色,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尤其在治理问题上,需要更好的完善。完善我国国有跨国公司治理,需要发挥集中管理的优势,强化责任,以治理为中心,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完善跨国公司文化建设,并关注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国际商学研究的新挑战:国有跨国公司的崛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跨国企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商学研究的新动向。其中,国有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对世界经济市场和全球化形成新的冲击,而且还对国际商学研究形成新的挑战。本文研究表明:(1)国有企业理论与私有跨国公司理论综合,进一步确立了国有跨国公司理论框架。不仅需要在经济理论上突出国家所有权的经济价值,而且需要考虑其政治价值。(2)国有跨国公司面,临着三重委托-代理、交易成本、软预算约束和国家所有权优势和劣势等问题,简单照搬私有跨国公司治理模式是难以胜任的,需要特殊的治理结构。(3)紧紧围绕国家所有权-股权治理,需要考虑其非商业化目标,从而增加国有跨国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跨国公司的发展。只有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框架,才能全面认识国有跨国公司的发展、演变及其未来趋势。因此,本文从国际商学角度为国有跨国公司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相应的新见解,力图使我国国有企业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更好地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

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障碍与对策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欲进入我国市场,为我国新时期引进外资,尤其是从资本层面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目前,在认识、政策、体制、资本市场、中介服务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障碍,不能适应跨国公司并购进入的客观要求和需要。为此,本文在对存在的障碍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对策措施。

加速培育国有跨国公司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上海正加速培育一批国有跨国公司，其评价标准是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境外企业资产总额和境外企业销售收入三个指标。由市商务委、市国资委等部门联合拟定的《于进一步加快培育上海国有跨国公司的实施意见》近期已经市政府同意下发并在3月1日起实施。

海外公司的“本土化”经营和管理

本文从跨国公司在海外实施"本土化"经营的动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实施"本土化"的必然选择。然后又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入手,针对海外投资过程中各个阶段实施"本土化"经营的现状、特点提出对策和建设性的意见;文章最后对海外投资企业的三个发展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中国企业“走出去”正逢其时

十一五时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力仍是国有公司。 中国国有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因较低的劳动力供给形成的制造成本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一定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从国有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上看，

针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规制性特殊安排:原理分析与路径重构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在受到东道国有权机构的规制时,往往面临东道国国内投资法律制度所设置的诸多特殊安排。本文界定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对的所谓"规制性特殊安排"的含义,对国有企业所受到的规制性特殊安排进行体系性的梳理,分析这些安排在何种程度上可能获得当下国际投资法律制度工具的支持,并将这些安排的启动理由划分为"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非商业利益"两大类。启动特殊安排的理由是在逻辑上并不足够完备和自洽,必须伴随隐含前提和"三重推定"来完成该任务;推定成立的基础是任何国家所扮演的角色都被"预设"为与市场不具有相容性的理由前提。在我国进一步加强国家所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相容性建设时,要同时注意其他国家所设计的"隐含前提"和"推定"式的以维护市场和非商业利益为名、行消解国家所有制之实的陷阱式安排。

大打“并购”牌的法国国企改革

法国对国有跨国公司的改革经验,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及今后发展战略的确定,颇有启示意义。法国国有跨国公司的改革1、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国有跨国公司同许多国有企业一样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人、财、物的浪费;二是企业管理水平低下;三是缺乏竞争机制,员工积极性受挫;四是政府职能僵化,干预过度;五是高成本、低效率经营;六是大量财政补贴使国家和社会不堪重负;七是企业获得资金和银行贷款极为有限;八是企业机构与职务的重叠,企业高层领导人的独裁管理。由于体制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