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清诗总集丛考——以吴翌凤《国朝诗》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涛音集》《二客吟》《国朝诗》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潘瑛《国朝诗萃》价值论略

《国朝诗萃》是清代潘瑛编选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诗人集中在乾隆朝及嘉庆初年,客观上反映了清代中期诗坛繁盛的局面,对于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一,诗选继承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的选诗宗旨,以诗存人,注重诗歌的内容意旨。其二,诗选具有明显的复古色彩,清代中期诗坛的复古潮流由此可窥一斑。其三,其选录皖人诗歌很多,对于研究地域文学大有裨益。

“意”的重构与误读:论沈德潜对东北流人诗的改写——以《国朝诗别裁集》方拱乾的作品为中心

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重订本在方拱乾诗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但比勘方氏《何陋居集》和《甦庵集》的原作,可发现沈德潜改写了14首选诗中的13首、共五十联的内容。一方面,出于树立盛世诗歌典范的需要,沈德潜于作品中着意添加了符合贬谪诗传统的忠君之意;另一方面,由于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流人生活和心态的隔膜,他亦有意改写了诗作所谓"不合常理"之处。从沈氏对作者之"意"的重构与误读,可见自清初至清中叶,选家编辑思想从尊重作品原貌到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有意忽略的变化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清诗总集丛考——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来鹤集》《江左三大家诗钞》《韬光庵纪游集》《韬光纪游诗册》《养素园诗》《国朝诗铎》《天台三高士遗集》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国朝诗别裁集》修订与沈德潜诗学意识调整

《国朝诗别裁集》有初刻本、重订本和钦定本。今人一般以为,初刻本错讹多,钦定本受到朝廷政治干预,二者皆不如重订本质量高。本文通过对《国朝诗别裁集》初刻、重订及钦定过程的梳理,发现:一、初刻本在编校质量方面诚然不如重订本,然而选诗比重订本取径宽展,评语也显得比重订本气度敞开。二、钦定本外加给重订本的政治色彩与沈德潜自己在重订时所作的修改努力,两者在方向上存在一致性,只是沈德潜的觉悟相对于当时乾隆帝的要求落后了一截,以致受到乾隆帝严厉谴责。所以连贯地看待《国朝诗别裁集》三种本子,对于我们了解乾隆朝早期诗学生存环境变化、沈德潜诗歌批评所作相应调整以及由于调整不到位招致极大风险这些情况,均甚有助益。

清代八旗诗人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诸如《国朝诗的》所收八旗作者,著名作家博明的生卒年及诗集,《戈鲲化集》保存的八旗诗人及诗歌,都值得认真考察。其中某些问题,不仅对八旗诗歌研究,而且对其他类似领域的诗歌研究,都具有启发的意义。

清代禁书举隅

清代禁书尤其是在康雍乾三朝,规模之大、所涉禁书种类之多、销毁书籍数量之巨难以尽数。从清末禁书目录的刊刻说起,选取全毁、抽毁的4部古籍探讨被禁书籍的成书背景、内容提要、禁毁原因等。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清诗总集作品丛考

清诗总集是清代诗歌作品的一个渊薮。但与此相应,有关清诗总集在具体作品的处理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面、系统地考察清诗总集所收的作品,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现在以姚佺辑《诗源》、沈德潜等辑《国朝诗别裁集》、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中的三个例证,专门作为这个题目的一个引子。

刘然《诗乘发凡》述论

刘然辑《国朝诗乘》附载《诗乘发凡》打破了选本凡例的常规,以65款的较大篇幅论及诸多诗学论题,具备了诗话之实。同时,它还拥有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不多见的系统框架,加之内容、观点大抵言之有物,颇多真知灼见,且不乏创见,因而是一篇有特色、有价值的诗学著作。

刘然《诗乘发凡》续辑

清初刘然辑全国类诗歌总集《国朝诗乘》,卷首有一篇《诗乘发凡》,多达六十五款、一万七千余字,作为凡例来说格外具有特殊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相关著作和文章都还没有予以辑录。现在承接拙作《刘然〈诗乘发凡〉初辑》,将其中第三十三款至第五十八款(相当于创作论)发表在这里,即称作“续辑”,以飨读者。

金源时期的诗派述论

以北方游牧文化为主体文化的金代,其诗派的发展与嬗变各具特点。金初的"借才异代派",主要由一些身处异国的"望乡诗人"所组成,浓厚的"南恋"情结,构成了其诗歌最为明显的特点。崛起于金中期的"国朝诗派",为金代文学的真正代表者,其诗歌的风骨与气派,大都具有鲜明的北方文化特征。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末丧乱诗派",目睹了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因之跳动于他们诗歌中的脉搏,几乎都与这一历史事实密切相关。而其"丧乱诗",则可与杜甫"三吏"、"三别"等"诗史"之作媲美。

刘然《诗乘发凡》初辑

清初刘然辑全国类诗歌总集《国朝诗乘》,卷首有一篇《诗乘发凡》,多达六十五款、一万七千余字,作为凡例来说格外具有特殊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相关著作和文章都还未辑录。现先将其中的前半部分(包含总论和体裁论)辑录出来,即称作“初辑”,以飨读者。

沈德潜与《一柱楼》诗案探论

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封建时代思想专制统治发展的鼎峰时期。乾隆朝末期发生的《一柱楼》诗案,使得当时与乾隆帝以"诗友"相称的沈德潜亦未能幸免,但沈德潜在"文字"上的遭灾并非只是受到《一柱楼》诗案的牵连,而是由于他所选辑的《国朝诗别裁集》已不符合当时统治政策的变化,所以沈德潜身陷"文网"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一柱楼》诗案加重了对他的惩罚。

论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

历史是五彩斑烂的,有许多奇特的现象,值得人们去探究其奥妙。王船山与曾国藩,都是清代人,但一个坚决抵抗满洲贵族的统治,不向清王朝屈服,被誉为爱国的思想家;一个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竭尽心力为清王朝效忠,被骂为“汉奸”、“卖国贼”。按理说,爱国者之于卖国贼,势如水火,试看岳飞不为秦桧所容。

明末清初的河朔诗派——《清诗史》“遗民诗” 的一章

明末清初的诗人邓汉仪曾指出:“今天下之诗,莫盛于河朔,而岛盟以布衣为之冠。”(《聪山集·序》)申涵光自己也说:“今天下诗颇推畿辅,……照耀河朔。”(《聪山集·逸休居诗引》)王士祯正式提出“河朔诗派”这一名称:“申凫盟涵光称诗广平,开河朔诗派。其友鸡泽殷岳伯岩、永年张盖覆舆、曲周刘逢源津逮、邯郸赵湛秋水,皆逸民也。”(《渔洋诗话》卷下)后来杨际昌也说:“永年申和孟涵光,节愍公佳允子,与逸民殷岳、张盖、刘逢源友,开河朔诗派。”(《国朝诗话》卷一)徐惠也说:“独有涵光乐隐居,奎章阁下谢公车;早教河朔开诗派,晚究苏门性命书。”(《论诗绝句五十七首》之十四,见《味静斋诗存》卷四)

张维屏与龚自珍

张维屏与龚自珍同为我国近代前期重要作家,龚不仅以诗文名世,更为杰出的思想家,张则以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歌著称。两人都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张维屏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龚卒于我国近代社会开端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卒于咸丰九年(1859),时我国已进入近代社会二十年。与张维屏的八十高龄相比,龚自珍享年仅五十,可谓是天不假年,英才早逝。

试论苏轼诗中的“理趣”

唐诗主情,以韵味胜;宋诗主理,以意趣胜。这一点,历来已有定评。这里所谓“意趣”,就是“理趣”。清代的诗评家沈德潜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国朝诗别裁·凡例》)钱锺书先生进一步指出:“盖谓词章异乎义理,敷陈形而上者,必以形而下者拟示之,取譬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