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意”的重构与误读:论沈德潜对东北流人诗的改写——以《国朝诗别裁集》方拱乾的作品为中心

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重订本在方拱乾诗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但比勘方氏《何陋居集》和《甦庵集》的原作,可发现沈德潜改写了14首选诗中的13首、共五十联的内容。一方面,出于树立盛世诗歌典范的需要,沈德潜于作品中着意添加了符合贬谪诗传统的忠君之意;另一方面,由于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流人生活和心态的隔膜,他亦有意改写了诗作所谓"不合常理"之处。从沈氏对作者之"意"的重构与误读,可见自清初至清中叶,选家编辑思想从尊重作品原貌到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有意忽略的变化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国朝诗别裁集》修订与沈德潜诗学意识调整

《国朝诗别裁集》有初刻本、重订本和钦定本。今人一般以为,初刻本错讹多,钦定本受到朝廷政治干预,二者皆不如重订本质量高。本文通过对《国朝诗别裁集》初刻、重订及钦定过程的梳理,发现:一、初刻本在编校质量方面诚然不如重订本,然而选诗比重订本取径宽展,评语也显得比重订本气度敞开。二、钦定本外加给重订本的政治色彩与沈德潜自己在重订时所作的修改努力,两者在方向上存在一致性,只是沈德潜的觉悟相对于当时乾隆帝的要求落后了一截,以致受到乾隆帝严厉谴责。所以连贯地看待《国朝诗别裁集》三种本子,对于我们了解乾隆朝早期诗学生存环境变化、沈德潜诗歌批评所作相应调整以及由于调整不到位招致极大风险这些情况,均甚有助益。

清诗总集作品丛考

清诗总集是清代诗歌作品的一个渊薮。但与此相应,有关清诗总集在具体作品的处理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面、系统地考察清诗总集所收的作品,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现在以姚佺辑《诗源》、沈德潜等辑《国朝诗别裁集》、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中的三个例证,专门作为这个题目的一个引子。

清代禁书举隅

清代禁书尤其是在康雍乾三朝,规模之大、所涉禁书种类之多、销毁书籍数量之巨难以尽数。从清末禁书目录的刊刻说起,选取全毁、抽毁的4部古籍探讨被禁书籍的成书背景、内容提要、禁毁原因等。

沈德潜与《一柱楼》诗案探论

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封建时代思想专制统治发展的鼎峰时期。乾隆朝末期发生的《一柱楼》诗案,使得当时与乾隆帝以"诗友"相称的沈德潜亦未能幸免,但沈德潜在"文字"上的遭灾并非只是受到《一柱楼》诗案的牵连,而是由于他所选辑的《国朝诗别裁集》已不符合当时统治政策的变化,所以沈德潜身陷"文网"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一柱楼》诗案加重了对他的惩罚。

怎样研究清代诗文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

一部承前启后的呼唤之作——朱则杰先生《清诗考证》评介

清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座高峰,依当今学者的论述,它以"整合式集成"的方式完成了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和发展,而又独具品格,足与唐诗、宋诗两座高峰并峙。近年,随着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清诗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浙江大学朱则杰先生的《清诗考证》,就是近年问世的重要成果之一。《清诗考证》全书分为三辑,分别是"文献专书类""总集别集类"和"作家作品类",各辑都相对独立、自成体系。

乾隆皇帝与《贰臣传》

清朝在康、雍、乾年间,不仅在政治、军事、文化上,而且在道德教育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巩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我们认为,乾隆皇帝在他统治的后期,特命'国史馆'编写《贰臣传》,就是清皇朝统治者为加强道德教育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历史上的史书,人物传记一般依其共同特点分别归类,故'史家类传之名'不断创新,

清代道光朝诗话偶录(下)

憨斋诗话四卷马桐芳撰,道光十二年(1832)饮和堂刊本。前有自序。马桐芳字子琴,号西坡。山东长山人。馆于袁洁家。有《憨斋诗删》、《饮和堂诗存》、《马子琴诗》。事迹见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三。据王培荀说,马氏初作诗话未成弃去,继而又作,乃成此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