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河北省国民党党务管窥

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国民党史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不足之处很明显:对于国民党地方党部及党员群体的具体研究十分薄弱.有鉴于此,笔者利用接触到的有关档案资料,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党务状况作一介绍和研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民党工会组织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民党重新建立工会组织,目的在于把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工会组织暂行条例》、《特种工会组织条例》和国民党部颁布的《工会法》等一些动态法令规定中,可大体厘清国民党统属下工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国民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开展的诸项活动对增进工人知识、改善工人待遇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论是参与劳资纠纷,抑或是提出修改和废止有关劳工法律法规建议等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限制下进行,以不触动其根本利益为前提的。这一时期的工会组织具有合法性、稳定性、官办性,是国民党政府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革命纪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

纪念活动是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辛亥纪念中,"革命"一直是一个核心话语。"革命"话语来源于孙中山对革命进步性与正当性的阐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完成重建民国的任务,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借纪念来强化人们的辛亥记忆和现实认同。因而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确立了一整套党国体制下的"革命纪念"制度,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推向高峰。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国民党从凸显自身的革命斗争与革命功绩的原则出发,对辛亥史事进行裁剪并简化,并任意拔高与国民党密切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从而建构了一个"本党"革命奋斗史的辛亥记忆。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国民党进一步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泛化成"革命",将"革命"打造成一种精神与信仰、一种价值标准,"革命"的宗旨和对象一步步发生异化,从而在内涵和形式上都偏离了孙中山的"革命"观,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话语与说教。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

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派系斗争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始终。因此,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至今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起因、特点、结局及其历史作用,都有待于探讨。笔者就下列问题提出粗浅看法,谨为抛砖引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近郊公路建设与运输业的发展

近代武汉近郊公路的建设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此期间虽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上线路有限、质量较差。出于统一管理和建设事权的需要,公路运输企业亦逐步由商办收归官办。稀疏的营运线路、破烂不堪的路基地面以及事故频发的汽车车况,都使得公路客货运输总量长期徘徊不前。线路规划缺乏科学性、票价过高、铁路及水运方式的竞争、城市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都是造成近代武汉公路事业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公路事业的真实写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县级行政设计——以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为个案

南京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被以刘湘为代表的新军阀当局改造为军事贡役体制下的战争勤务工具,正常的民事行政职能因军事当局对团防工作和战争勤务的重点强化而萎缩。虽然四川新军阀当局县政设计的本意背离地方自治精神,但在敷衍南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建议的同时,新军阀当局通过积极推行户口清查和基层政权的组建,充分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最大限度控制和对基层团防的改造与利用。

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异化——以南京国民政府反省院制度为例

1924年,国民党"一大"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司法领域推行"司法党化"。然而,由于缺乏党内外的监督制约,国民党的党治由一党独裁转化为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巩固蒋介石个人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蒋系特务组织———中统粉墨登场,并积极地向司法界渗透,竭力控制司法机关,致使国民党"司法党化"逐渐沦为"特务司法"。反省院作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产物,其设立及嬗变充分展现了"司法党化"异化的过程。

转型中的国民党与工会--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劳资关系为视角

1927年国民党"清党"行动后,中国的劳工运动陷入低潮,但随着上海"七大工会"的崛起以及劳资问题的凸显,至少在上海工界出现了某种复兴。然而,随着1928年10月沪邮务罢工的结束,国民党又进一步调整劳工政策与法规,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当时及日后的劳资关系甚至是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走向。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下,隐含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政府、党部、工会在转型中多变的关系与复杂的政治态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立法依据问题探析

为了控制思想和战时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严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主要审查法规为1934年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1938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三个修正版。通过对其上位法《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原稿审查制度存在立法依据不足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立法依据存在问题重要原因在于“以党代政”和“以党透政”审查模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纪念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纪念肇和兵舰举义的历史贡献,每年12月5日均会举行纪念活动。宣传要点以“法规”形式进行固定,从而为纪念日的宣扬明确了方向。同时,通过仪式操演与文本纪念不断运作,纪念日影响范围进一步拓宽,刻上了政治烙印,逐渐成为国民党巩固基层统治基础、强化政治地位以及谴责日本侵略与号召民众共御外辱等重要精神资源。由此,它被建构为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象征符号。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制作与操演,不仅彰显国民党政权“弱势独裁”形象,也反映节日纪念与当时政治的相互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灾害应对能力考察——以四川省1936-1937年旱灾救济为中心

全面抗战前夕,四川发生“百年来所未有”的严重旱灾。灾害应对前期,四川省政府对旱情出现错判,侧重于地方的救济濒于失控。后期在中央政府的参与下,救济措施力度有所增大,但仍无法挽救败局。川灾救济失败的显性因素较多,如灾害信息收集和报送系统失灵,信息真实性受到决策官员质疑;赈济立法缺乏灾情分级标准,上级政府接管赈务于法无据;赈务人员偏少,监督流于形式等。救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涸泽而渔式的征纳导致国家“汲取能力”与“濡化能力”双双受损,进而削弱了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川灾救济也可见“循环型”危机管理模式的延续、根据灾害应对实践及时完善救济立法等积极因素。重新审视此次旱灾救济过程,或可为当下国家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某种程度的历史镜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辛亥前后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国民党党、政与民意机关概况表及其说明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是中国政治最为纷乱、复杂的时期。在这期间，不仅各种政权对峙，党派林立，而且即使是一个政党的更迭，也是相当复杂，中国国民党及附属于国民党之下的政权机关、民意机关的产生与发展，即属明显一例：为给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较为清楚的线索与相对明了的轮廓，选编者特从国民政府考试院于1940年编制的《党政建制图表》内的近百幅图表中，选择了密切相关的革命团体图表、革命政府图表及民意机关图表，共同组成此组史料，以供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政建置及民意机关更迭概况之专家学者参考。文内大的标题为选编者所拟。

政党、宗教与社会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国家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曾明令禁止军队进驻教堂,保护教会财产,确保信仰自由。但国民党地方党部基于意识形态,沿用北伐时期的反教话语,视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致使地方社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党教冲突事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旗事件便为其中一例。此事迁延甚久,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对青年会(后扩展到基督教团体)的指导办法,即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在实际操作层面,国民党经常受制于中外关系和条约体制,难以对基督教团体进行有效管理,呈现出了弱势独裁的党国体制所催生的异样的宗教生态。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原因考察

70年前,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只有数十人的小党,在短短的28年中迅速发展壮大,最终从国民党手中取得了政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由小到大,直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何以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军事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南京政权会在短时期内迅速土崩瓦解,被逐出大陆?这里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原因,以往人们大多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解释,本文仅就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人事制度的一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以期从政治制度的一个“点”上来说明上述问题。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包括考选、任用和日常管理三个方面的内容。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