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国民幸福感提升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2011—2021年我国居民生活数据,通过熵值法建立国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作用,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上述效应通过提升消费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同时该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在非东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且数字金融滞后一年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最大,说明其作用于国民幸福感需要一定的时间。故为进一步提升国民幸福感,应继续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积极促进“长尾群体”享受数字金融创造的福利。

幸福经济学的中国思考——读袁正教授新著《国民幸福感研究》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在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就记载了位高权重、金银满库的国王克洛伊索斯向梭伦的提问:“在你所见过的所有的人当中,你认为谁是最幸福的?”结果,梭伦给出的答案,第一是家和业兴、儿孙兴旺、为国献身的泰鲁斯,第二是身强力壮、孝敬母亲的克列奥比斯和比托俩兄弟。对此,国王克洛伊索斯既意外又生气,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由此可见,幸福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不分贫富贵贱、古今中外;但幸福有着个人感觉与他人认知的巨大差别,很难判定。袁正教授的《国民幸福感研究》就是一本致力于破解国民幸福感秘诀的时代佳作。该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经过严格评审,最终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在中山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幸福经济学的一本系统性、开创性著作,真是可喜可贺!

财政分权、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经验研究

笔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使用广义线性潜变量混合模型(GLLAMMs)对财政分权、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在城乡和地区两个层面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迥异;城乡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政府治理、国民幸福感及其增进适配路径——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

国民幸福感作为"隐藏的国民财富"及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已被看作是指导公共政策的"标尺"与"试金石"。采用以组态研究见长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依据"世界幸福报告"和"世界治理指数"两大权威数据库均涵盖的全球152个国家(地区)2007—2016年国民幸福指数与政府治理指标数据信息,可研究不同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及改进路径架构问题,探索性地识别出"西式民主主导型""民主-技术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和"技术质量偏向驱动型"三类异质性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改进路径架构之治理适配模式。面对全球经济体追寻"善治"之道过程中良莠不齐的表现,以及"发达国家幸福感正在丧失"的严峻现实情境,民主激进与技术偏废无疑有损于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中国特色治国理政实践和"民主-技术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治理模式无疑为全球各具特色经济体增进国民幸福感提供了"中国方案"。

你幸福吗?——现代化语境中国民幸福感流逝问题的研究

幸福,一直是政治社会学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到马克斯·韦伯,他们都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国民幸福感的流逝。国家现代化发展,而国民幸福感流逝,其形成因素与深远影响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希腊—德意志"传统与"盎克鲁—撒克逊"传统的分野,所导致价值攀比的高雅与低俗之分,进而产生一种竞争性人格与幸福体验的流逝;第二,劳动分工带来公平失序,货币经济带来价值颠倒,进而带来现代人幸福感的流逝;第三,程序民主对伙伴交往的阻隔,被迫民主的少部分人以及程序民主自身的"异化"所导致的幸福感流逝。但是感受幸福体验总是与心存希望有关,这也是"中国梦"的一种内在追求。

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民幸福感的概念,然后运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对其结果做出了解释和分析。

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国民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1978--2009年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和8．8‰2010年我国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均是一个事实。如果说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国民福祉和幸福感的持续提升则具有“价值理性”，经济增长只有转化为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才有实质意义。

国民幸福感究竟如何测度

如何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然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国民的社会福祉、增进国民的幸福程度，国民幸福感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但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的转化依然存在着广阔的改进空间，而国民在生存需要有效满足之后也必将更加关注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维度去理解社会发展越来越暴露出狭隘性，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国民幸福感

国民幸福感从一种抽象的个体心理感受化身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被写入了各地即将展开的发展蓝图,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政府施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国民幸福感与和谐社会关系、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高国民幸福感的具体措施成为亟待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用数字量化的国民幸福感

幸福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追求的人生目标，为此联合国把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不过，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标准与内涵的幸福感。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民财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则是衡量老百姓幸福感的标准，同时也是监测社会发展进步与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更是作为政府完善政策的测评体系，调整社会政策的重要依据。

社会保险和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研究社会保险对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对于改进公共政策和提高国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利用CGSS2015年度调查数据,以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分析了两类项目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估计边际效应来比较它们对国民幸福感影响差异,最后再结合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分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参加社会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国民幸福感,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均能提升国民幸福感,但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养老保险。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地区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国民幸福感的流失——一个基于社会比较视角的分析

喜欢比较的国民以他们所选择的特定参照对象来确定自己的幸福标准,并通过与参照对象之间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幸福程度。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比较心理与其所选择的幸福参照对象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其与参照对象的比较过程中难以接受“比较差距”而感受到“不幸福”,并将其不幸福的原因指向外部制度环境。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不幸福”更为敏感,我国的幸福社会建设更应该把重点集中在那些引发人们产生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上。只有切实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真正缩小人们之间的比较差距,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我国公民之幸福感流失的现象,使中国社会整体的幸福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心理剖析

幸福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当今社会强烈讨论和关注的焦点。"十二五"把提升国民幸福感作为我国政府施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之由一种抽象的个体心理感受化身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文章从分析国民幸福感的内涵入手,深入剖析了国民幸福感产生的心理过程,从而为我们研究和探寻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途径和措施,使国民真正有幸福的体验开辟了新的思路。

教育期望、社会流动与国民幸福感——基于高校扩招的准自然实验

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经历了跨越式的迅猛增长。基于前景理论并借鉴斯普瑞教育“分类机器”的思想,尝试将社会流动作为大众化高等教育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关键中间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高校持续扩张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及国民幸福感的平均效应呈下降趋势,这或许有悖于高等教育扩招的初衷。因此,有必要以科学、系统的思维重新审视现行扩招政策,通过构建完善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增进并拓展国民幸福感的适配路径,注重教育资源配给的公平优化,切实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与阶层重构功能,更好地激发社会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潜能和动力,进而提升国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缩小贫富差距角度谈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伴着三十年经济高增长的步伐,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充盈,然而,中国国民幸福指数却在十年间连续下降,2010年中国的全球幸福排位仅为144。巨大的数字落差督促笔者思考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既充分享受物质生活改善的成果,还要体会到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本文从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相对性出发,通过分析人与人之间日益悬殊的差距对幸福指数的促减作用,得出要从缩小贫富差距入手,提升国民幸福感。

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对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启示

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是事关全社会人民发展的大事,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哲学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伊壁鸠鲁的诸多思想蕴含着关于幸福快乐的观点,对新时代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性质,伊壁鸠鲁对快乐有静态和动态等层次上的划分,其认为快乐的出发点不是单一的,“享乐”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快乐。正确把握其对快乐层次上的划分对当前国民幸福感层次划分的启示;理清当前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中对“享乐主义”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等,促使在新时代更深入提升国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7数据的国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GSS2017年度数据,使用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国民个体因素与家庭因素对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收入、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房产数量会影响国民幸福感,其中个体因素的收入、健康状况因素会显著影响国民幸福感,而家庭因素中的婚姻状况会显著影响国民幸福感。对此提出了相应建议,个人方面应该正确认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且多注意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方面多与成员沟通交流。

住房问题直接关乎国民幸福感

5月下旬，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做起，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多一些雪中送炭，使各项工作都做到愿望和效果相统一。他还要求，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立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国民幸福感与参照系

从2006年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即参与关于幸福感的评价，5年来已收集了近40万个样本数据．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一记录了其间国民幸福感的起伏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幸福指数的消长。近日，《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了胡大源。

提升国民幸福感比GDP数据更重要

GDP，像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将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