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性话语到人民话语--关于毛泽东人民话语建构的一项考察

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影响,接受了国民性改造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创立了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人民性为核心、合法性建构为目的、纳入和包容为基点的独具特色的人民话语。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国民性话语本身的局限使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为超越国民性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条件。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之间是扬弃、超越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否定。

从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变迁看国民性话语的殖民本质——读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学者周宁的著作《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大概可以为我们理解国民性话语背后隐藏的殖民本质提供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视角,本文通过解读周宁的这部著作,着重探讨了关于中国的国民性话语是西方殖民者"制造"出来的服务于他们殖民侵略和统治的工具,而与真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和特征没有关系这一基本观点。

鲁迅与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演进

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之演进,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比较发现到形态批判到追溯根源再到试图重建的思想史进程。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与此相似的逻辑演绎过程,并且每个阶段皆受到晚清国民性话语直接或间接影响,从而导致两套话语内在逻辑结构方面的相似性,但其"立人"方案的提出以及对域外思想资源的汲取,使得鲁迅的国民性话语逐渐摆脱了梁启超等晚清人物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发现与关注,成为鲁迅国民性话语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某种意义上也昭示着"五四"国民性话语的理论形态和整体特色。

《万国公报》与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降,学界对《万国公报》的研究日趋升温,但关于《万国公报》与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关系,却鲜有人问津。事实上,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兴起与传教士中国观的生成及传播不无关系,而《万国公报》则是林乐知、李佳白、李提摩太等在华传教士散播此类观点的重要媒介。他们延续并强化了1840年代之前传教士群体对中华帝国的种种观感,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大量论及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文章。考察梁启超等早期国民性话语实践者与《万国公报》之关系,不得不说,以《万国公报》为媒介的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相关认知,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理论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论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城乡视角

“国民性”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鲁迅堪称这中间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不仅在一系列的思想性表达中,而且在诸多的文学书写中,以其特有的修辞方式和叙事模式,构建了有关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等等二元对立结构,并以此为前提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虽然指向其翻译外国文学的初心,但关涉到中国文化借力他者完成现代转型的矛盾,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开创于“五四”时期的城乡书写的认识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翻译活动是鲁迅完成启蒙的有效途径,而在启蒙语境下的城乡书写,也就由此得以界定。

国民性批判话语的跨文化建构

围绕启蒙现代性展开的国民性批判话语,既是在“救亡与启蒙”前提下自我解构与建构的思想机制,又是东方与西方跨文化对话互动场域中的复杂呈现。对话性使得国民性思想超越“权力话语”中的主客体结构,深入到主体间性的关系中,保障了自身作为“看和被看者”与“话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并借助“外位性”视角,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内生性框架限制,赋予了自我反思的有效性。

1926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开——以“马上日记”为中心

鲁迅1926年撰写的12篇杂文"马上日记",是继《狂人日记》之后探索日记文体可能性的又一次尝试。这个杂文系列展现了杂文的即时性、现实性、个人性、针对性等特征。受日本学者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影响,"马上日记"展开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鲁迅将安冈对"支那民族性"的体系性、批判性认识传达给中国读者,就"面子"(体面)与"淫风炽盛"两大问题对安冈的观点进行了阐发或驳斥。鲁迅并未否定安冈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但在方法论层面批评其"穿凿附会"与"粗疏"。安冈的中国国民性论曾受到史密斯、威廉士等欧美学者的相关论述的影响,因此鲁迅与安冈的对话包含着多种视角之间的冲突。国民性认识甚至影响到1926年鲁迅对《阿Q正传》的再阐释。

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比较论

鲁迅对高尔基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变动发展的过程,但最终在国民性话语极其内蕴的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寻绎到了精神上的契合点。鲁迅与高尔基的国民性话语在批判意识和悲剧性方面存在某些差异:鲁迅侧重社会批判,高尔基侧重人性批判;鲁迅国民性话语的悲剧性强于高尔基。同时,受平民意识与底层意识之影响,二者国民性话语又流露出诸多共同质素,具体表现在世俗性、反抗性和人民性三个方面。通过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的论析,不仅可以清晰二者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质,而且还可以洞见其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

鲁迅的“被描写”与“描写”——“国民性”话语中的鲁迅

"国民性"话语其实是一种"描写"或"叙述",从"国民性"话语诞生的源头上来考量,鲁迅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描写"的客体。鲁迅的独异之处在于,他在对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的拒斥和接受中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内在功利性。鲁迅同时也充当"描写"的主体,毫无讳饰地"描写"着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孜孜以求"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的"立人"目标。因此,鲁迅的"描写"和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可以划上一道截然的分水岭。

幻灯片·翻译官·主体性——重释“幻灯片事件”兼及鲁迅的“历史意识”

以往对"幻灯片事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事件在数十年间穿梭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以及被多种媒介挪用、移植和旅行的"重述"经历,因此,跨语境、跨媒介的互文性阅读不失为重审"幻灯片事件"的一种方式。以这种阅读方法为研究途径,在细读《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2000)再次进入"幻灯片事件",可以澄清"国民性话语"研究中某些被忽略和简化的问题,重返鲁迅基于"震惊"体验构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主体"。

高晓声的“糊涂话”

高晓声创作谈中有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是谈他对中国农民的认识,这里边的许多话一直以来被视为典型的国民性批判话语而在研究者中反复引用,但是细读高晓声创作谈原文特别是放在上下文中去仔细体会这些话的含义,却发现高晓声的原意与国民性话语的解读存在相当的距离,甚至是龃龉。高晓声绝非以往经典评论家所论定的那样一个刻板形象,他与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大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