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法、集体协议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在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已经成为典型化事实,比较流行和直观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制约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力量等制度因素。本文基于对辽宁省部分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缺少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等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导致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对实施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制度可能产生的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探讨——以税种为切入点

税收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存在"重筹集资金,轻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征收的18个税种中有16个税种都参与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参与初次分配的税收收入不仅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而且多为转嫁程度较高的税种,使得税负最终的承担者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体现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参与初次分配的税种优化意味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的公平化程度,意味着国民收入向居民让利的程度。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收入分配差距结构特点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

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由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所决定,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既依赖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优化和完善,也依赖于政府收入调整政策的介入。以连云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特点为切入点,分析了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一些思考。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偏低问题研究

企业收入分配权引发的问题,同财产权中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有因果关系。在企业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中,"共赢"的制度规则将使企业分配带来"共赢"的结果,反之则相反。因此,调整企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保持外部约束的"刚性",促使企业对资本财产权中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加以调整,以此实现属于劳动者的企业增量收入分配权。

工会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必然性与路径

让劳动者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让广大职工分享改革发展成果,首先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确立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分配原则,工会必须通过有效的路径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从根本上切实维护好职工劳动报酬权,促进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

农村消费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性的考察

农村消费不足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性的考察发现,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严重不公,剥夺了农民应有的权益,导致农民福利水平低下,成为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扩大农村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取向,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充分体现公平,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农民的福利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

旅游国民收入及其初次分配格局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2004年湖南旅游业国民收入及其初次分配主体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旅游业为湖南省当年直接贡献了3.06%的国民收入,旅游产业附加值率为0.4536,处于全社会中等水平;旅游业资本利润率高于为其提供中间产品行业的资本利润率。政府、企业和从业者在旅游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6%∶68%∶16%。与国内外经验水平相比,湖南旅游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出现了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比重过大,劳动报酬偏低,旅游业发展中的主要获益者是资本所有者而非旅游从业者,政府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了外部效应。文章对其不利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指出旅游对目的地较高工业化水平的客观依赖性所决定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导致湖南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但是,对于经济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加速其工业化进程。

中国经济剩余价值率的估算:1995～2009——兼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剩余价值率不仅反映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且也反映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与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状况。运用价值形态和价格形态两种计算方法,来考察中国经济1995~2009年的剩余价值率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根据这两种方法计算的剩余价值率都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提高的态势,而造成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实际工资的提高速度。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相对下降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而通过延长工作日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则是不可取的。

对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原因的深层思考——基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认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和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没有得到补偿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加大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等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与消费过度敏感性——1985—2008年的经验数据

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1985—2008年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不低于67%。造成该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薪收入占绝对主体,财产性收入低,资产财富效应微弱;二是城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不高且不断下降。为了缓解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扩展城镇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根本途径。为此,应该提高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降低生产税税率,采取措施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要抑制住房价格等过快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我国经济转型

党的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有助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需要从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

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思考

如果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联系起来理解,按劳分配为主应该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较大的比重。这既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又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通过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一是自1992年以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通过比较分析,劳动报酬提高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政府通过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可以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一个十分有利的宏观环境。

中国城乡发展动力结构调整的思考——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中,消费率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率,即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映的是从长期考察的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而不是短期内国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情况。它的高低适中不能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情况来判定,而是要看其是否与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消费率由低转高的历史阶段,中国消费率的上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从宏观上实现一系列的国民收入分配机理运行工程,即劳动收入的国家干预工程、要素收入的二次分配工程、扩大公共消费工程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工程。

初次分配也要贯彻公平原则

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实行了劳动力低成本政策,劳动分配率偏低。这既牺牲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悬殊”的现实;又导致低水平竞争和落后生产方式盛行。文章主张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贯彻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去,既要解决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利益受损的问题,又要从初次分配环节先行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为再分配最后解决公平问题创造条件。

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及调整建议

一、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一）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计算,2000年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18∶19∶63;2008年的比重分别为18∶25∶57.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企业和居民在向政府缴税并获得转移支付后,形成再分配格局,2000年,我国再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为19∶17∶64;2008年的占比为21∶22∶57.综合两次分配来看,在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提高的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是持续下降的,而政府与企业的占比是逐年上升的;同时还可以发现,居民部门的比重在两次分配格局中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政府的转移支付作用极其有限.

收入分配改革难在哪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我国经济"蛋糕"快速做大的进程中,如何合理分配好这块香喷喷的"蛋糕",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强烈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2013年2月5日,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从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改革完善房地产税、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以及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等方面落实和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专家和业内人士分析,《意见》几乎涵盖所有与收入分配改革相关的领域,明确了改革方向,预计多项配套细则将陆续出台。本刊选编三位此领域研究专家观点,一起探讨收入分配改革究竟难在哪?如何加快推进这项改革,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到中国发展的红利?

论个人收入公平分配与财政的关系

商品经济中,按劳分配是在公有制范围内以企业为主体,按劳动者提供并实现的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的,本文分析了按劳分配与财政分配的异同点,并提出了实现个人收入公平分配的财政政策建议。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具体分配制度体系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具体分配制度体系,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分配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谋求社会和谐发展的当务之急和迫切要求。构建公正、合理的中国特色的具体分配制度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影响分配的诸多环节和因素,尽量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必须从经济社会基础条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国民收入再分配等诸多层面来构建,尽量做到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

厉以宁教授认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①第一次分配也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规范化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内涵 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