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民众:国民政府教育部《三民主义千字课》的编制与应用

国民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并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后,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自编识字课本,即成甲种(成人用)、乙种(儿童用)、丙种(乡村用)三种《三民主义千字课》,以识字教育为切入口,教导民众具备识字读文及三民主义、国家观念、国民道德、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进而统一民众的思想和认知,控制民众、运用民众,将离散的民众聚为国家建设的稳固基石。具体灌输方法,分为两条路径:一方面让民众认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以及了解党义必备的汉字,另一方面通过课文内容直接教育。然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随着国难益深,官方改变了工作的重心与方法,《三民主义千字课》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

抗战爆发后,一般大学均迁移内地。然而,由于上海地区租界的存在,抗战初期驻沪高校普遍迁入租界办学或仅部分内迁。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各种渠道对留守上海高校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孤岛"内行使教育主权。不过,由于"孤岛"环境所限,教育部的政令往往难以真正贯彻。战时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之间的关系更显脆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的沟通基本断绝,各大学由于性质不同,面对汪伪政府要求注册立案的压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剧教队史实考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戏剧在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自上而下成立了大量的巡回演剧队伍。其中教育部于1938年5月先成立了第一、二巡回戏剧教育队,此后又成立了第三、四巡回戏剧教育队、实验戏剧教育队。1938年8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十个抗敌演剧队。洪深在总结抗战戏剧时表示:"这种移动演剧,巡回于农村或部队中间,进行宣传与教育,实为当时的抗战环境所迫切需要。这种移动演剧,乃是抗战戏剧运动的一大特色。"②学界认为"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到1941年民营的重庆中华剧艺社(’中艺’,1941—1947)和桂林新中国剧社(’新中国’,1941—1947)先后成立,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演剧的主力是隶属于军委会、教育部和三青团的几十个专业演剧队,以及无数的业余剧社"③。作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巡回演剧队伍,教育部的巡回戏剧教育队与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敌演剧队在"戏剧下乡"、"戏剧入伍"的抗战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相关活动值得深入研究。

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征求抗战剧本活动相关史料一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戏剧这一特殊的文学形态受到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了充分发挥戏剧在战时的社会教育功能,遴选优秀剧本以供戏剧界公演之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国统区内先后举办了多次剧本征求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选抗战剧本、历史剧本等。本组史料反映了1938年至1941年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征求抗战剧本活动的相关情况,涉及活动筹备、专家评选、戏剧试演、剧本印行等全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史料中的一些表述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之上,为尊重史料原貌,故选录时不做删改。

救济与集权: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战区中等学校安置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战事逐步扩大,战区中等学校师生纷纷向后方撤退。受战争环境影响,国民政府改变了以往主要由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办理中等教育的惯例,逐步介入到流亡师生的安置工作中。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中等学校流亡师生的安置政策呈现出由局部救助到临时登记收容,再从设立临时中学到办理国立中学和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进行专门救助的发展轨迹。战争带来了中等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中央权力介入中等教育也由全面抗战初期的临时措施过渡为战时的制度常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肃清日伪奴化教育述论

1945年9月,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胜利后,清除日伪奴化教育毋庸置疑地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举措。早在1944年初,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向所辖湘鄂赣边区教育督导专员发出“有关本区应积极准备克复地区之教育复员工作”的指令,由该专员拟就《武汉区教育复员计划大纲》一份。[1]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之际,位处收复工作前沿的浙江省教育厅为配合各县政权向收复地区推进,乃自行订定《浙江省肃清收复地区敌伪奴化教育遗毒办法》,电饬各接近游击区及各区县遵办。[2]国民政府教育部更在战事临近结束时拟就教育复员计划12项,囊括光复区、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文化机构如何接收改组、如何甄别审定教职员学生、如何清除矫正日伪奴化教育等内容。

关于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接管东北大学的斗争

由张学良先生亲自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于1924年5月在奉天(今沈阳)创办,“九·一八”事变后,流亡至北平(今北京)复校。“东大”学生素有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早在1925年即积极声援“五卅”反帝运动。尔后,在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临江设领、反抗日本强筑吉会铁路等爱国运动中,“东大”学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在“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历次抗日救亡运动中,尤其在“一二·九”运动中,“东大”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述论(1940—1943)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史地教育的重要价值,特设史地教育委员会。史地教育委员会成立后,致力于推动史地教育发展,其工作涉及教学、科研、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并且具有双重指向。一方面,该会聚焦于教育学术环节,旨在修正此前史地教学之积弊;另一方面,该会将史地教育与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借以弘扬爱国精神,动员民众抗战。纵览史地教育委员会,可见其发展教育学术、因应抗战时局的诉求,亦可观照蒋介石的政治意图,乃至了解陈立夫职掌教育部期间的派系问题。史地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及运作,是政治与学术错综交互的写照,蕴含着抗战时期政治对于教育学术的引导与把控。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历史境遇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始于1930年6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1931年7月,北平女师大并入北平师大后,研究所扩为研究院,教育学组改为教育科学门。1932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整理”师大,研究院改为教育研究所。1934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训令北师大停办教育研究所。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统制”逐步加强的背景下,综合北平师大的无解的经费状况,20世纪30年代教育学科的困境,以及北师大偏弱的政治影响等各种因素,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有其必然性。国立北平师大教育研究机构从创办到停办的4年,充满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政治、文化、经济条件的矛盾,是教育研究机构与现实经济、政治、人事纠葛的反映,也是教育研究及教育学科体制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抗战结束后中等教育权势的转移——以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为视角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推行中小学部分教科书国定制,并编出《初中国文甲编》,令全国中学采用。《初中国文甲编》的核心目的,是落实蒋介石抗战时期教育思想,提倡"智仁勇"、"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观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国定本推向收复区,不仅受到出版商的抵制,而且受到民主人士的强烈谴责。在此情况下,开明书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呼应争取民主的时代潮流,表现对人民民主的渴望。两套不同的教科书揭示了40年代政府和民间在国文教育上的不同侧重,并昭示了中等教育的权势从政府向民间的转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等学校的毕业会考制度

新中国建立前,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先后推行中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会考制度。全国推行“毕业会考”制度,始于1932年。那是为了“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毕业程度及增进教育效率”,根据同年5月部颁《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的规定,苏浙皖沪等18省市实行了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会考的对象首先是学生。《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

1936年编制出版的《全国盲哑教育概况》

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收藏有一本由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6年编制的《全国盲哑教育概况》。在这本小册子里提到的青岛市立盲童工艺学校,因其市立公办性质与职业工艺特色而别具一格。该校是我国最早对盲人进行推拿按摩职业教育的学校。

巴渝史话 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

抗战爆发后,电影宣传备受重视。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合作,在该校理学院增设电化教育专修科。1942年1月,又在重庆北碚北温泉公园设立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以集中摄制教育电影。这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电影制片厂,1946年,该厂回迁南京。1945年,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冯四知等15人组建“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大足石刻考察团”。

西南联大办学选址梨烟村考释

西南联大是全面抗战时期国难殷忧中的一所大学,来到战时的大后方昆明,亦处于校舍紧缺、常年寻址的状态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的威胁和伤害。古语说,贫无立锥之地,联大则是苦无定居之所。1940年7月后,日军觊觎并占领越南,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告联大应作迁徙之准备,同时鉴于日军对昆明空袭轰炸频仍,校舍紧缺,学校的迁移问题以及四处勘察校址就成为联大常委会上关注的重要议题。

淮水安澜胡焕庸

胡焕庸(1901—1998),字肖堂,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的地理科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首届理事和理事长,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主任、教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当代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胡焕庸于1935年首次提出标识中国东西部差异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瑷珲—腾冲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又首次系统论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命名为“南沙群岛”。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是河北省重点大学,初名北洋医学堂,1894年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天津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北洋医学堂改为北洋医学校。1912年10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发《专门学校令》“十六”号令,据此1913年(民国二年)9月北洋医学校更名为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并开始招收本科生。

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汉简源流与简目

1考镜其源流,梳理其流传历史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为了响应民国政府“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号召,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筹建国立西北图书馆,聘请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任主任。1943年4月开始筹办,次年6月国立西北图书馆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之初,除了馆藏图书一万余册外,另广泛搜集地方文献二百余种,金石拓片约百种,汉简三十件,这是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之初的所有家当(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馆史》,甘肃省图书馆1986年,第23页)。

困顿与涅槃:抗战时期国立山东大学的内迁与复校

国立山东大学系全面抗战前13所国立大学之一,也是唯一一所停办又复校的国立大学。在抗战初期,学校从青岛通过陆路、水路辗转迁至四川万县,校产损失惨重。暂时停办后,部分校产又被借用于他校,教职员工被安排到国立编译馆工作,学生并入在重庆的国立南京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成立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负责校产保管和师生后续安排。经过多方努力,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学校发展重回正轨。

“部定大学用书”编辑出版过程之历史考察

“部定大学用书”是近代中国大学教材建设在官方机构介入和主导下取得的最终成果。该成果出版问世的背后,暗藏着部定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严密的组织、征集和审查程序,更汇聚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等多方力量。“部定大学用书”在编审出版过程中表现出了编审人员专业性强、稿本征集重在求新、审查过程复杂严格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才使得“部定大学用书”的内容质量和学术水平优于同时期其他大学教材,为近代中国大学教材建设的科学化、体系化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由一份档案看徐悲鸿的人品与画品

近日笔者发现一件来自台湾地区的档案,内容是1947年“国立北平艺专学生自治会”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秘密报告,报告指控徐悲鸿掩护共产党及民盟追随者而解聘国民党籍教授,经与吴铸人商榷,要求速将徐悲鸿撤换、续聘国民党籍教授。吴铸人(1902—1984),原名寿金,江苏盱眙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成为骨干分子。1946年,作为国民党中央派系的代表,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的支持下当选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任内,利用过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学员的人脉以及“中统”的力量积极反对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