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国民文学论”新探

20世纪的"国民文学"理论话语衍化经历了发轫期、成熟期、异化期等三个发展阶段。茅盾的"国民文学论"是"国民文学"概念变得明晰而成熟的标志。茅盾"国民文学论"主张国民文学应该是一种关切现实人生、面向国民大众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它既真实反映中国全社会全民族人生境况和国民性,又反映并沟通人类普遍情感和生活;它映射中国国民性的正面和反面;它涵摄民族国家的当下现实,呈现出自主性特质,同时体现出交互性的面相:它吸纳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场域的交互对话中成长壮大。从比较的视野看,茅盾的整个"国民文学论"显现了明确性、开放性、辩证性的思维特质。茅盾在文艺民族化领域中的理论探索,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

国民文学论争:分裂的“后五四”与文艺改塑的先兆

192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场小范围的"国民文学"论争,论争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传统与欧化、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上。郑伯奇、穆木天等不满于新文学过于强烈的欧化色彩,因而倡导国民文学,主张对本土和传统艺术资源进行汲取。钱玄同、林语堂则批评国民文学论是浅薄自大的爱国主义行为,拥护"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周作人左右出击,对国民文学观念持有保留的认可态度。鲁迅虽未直接参与"国民文学"论争,但有关"国民"的话题却是他持续思考的重心,主张大胆吸取外国思想资源,时刻警惕传统与本土言论的思想危害,则是鲁迅始终抱持的思想态度。这些互有差异的观点,折射出了"后五四"时期知识界分化裂变的图景,并在一定程度上预兆出了后续的文艺改塑途径。

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即为“国民文学”——“国民文学”的形成与提倡

"国民文学"是在各个"民族文学"发展、融合、凝聚的基础上,在"国家"这一现代性民族共同体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形态。"国民文学"只能包括、凝聚,而不能替代和覆盖"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发展必然指向"国民文学"。当今世界各国,民族身份的现代化就是"国民化",传统"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就是"国民文学"。"民族文学"已经或正在被"国民文学"所吸收、所融汇,文学的"民族"分野日益模糊化,而文学的"国民"分野则日益明朗化。从"民族文学"发展到"国民文学",再发展到"区域文学",最后发展到"世界文学",是人类文学史横向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应顺应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大势,强化"国民"及"国民文学"的观念与意识,促使"民族文学"向"国民文学"的进一步转化与凝聚。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含混纠葛的“国民文学”论争与纷纭杂沓的“后五四”图景

20世纪20年代前期,在一批创造社作家和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之间,围绕着“国民文学”发生了一场论争。“国民文学”观提倡者既强调对本土与传统的艺术资源进行回望吸收,也强调用文学去描写时代动向、参与社会改造,还强调以一种志业的严肃态度从事于文学创作,这可谓是“国民文学”观的三大面向,它们分别可类比为“文学的国语使命”“文学的时代使命”与“文学本身的使命”。由于“国民文学”观本身的意义极为含混,由此展开的论争就显得绞缠纠葛。而相似的内容与概念在“后五四”诸人那里也是言人人殊,于是互相驳难的情形也在当时的文化圈与思想界激烈上演,并导致了“后五四”知识界的思想分裂。最终,重审“国民文学”论争便导向了对纷纭杂沓的“后五四”图景的历史重返与深入打量。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返场和重勘:在丰饶的文学生活中开展文学批评——何平教授访谈录

一批评的返场、文学策展和花城关注顾奕俊:何老师您好,2022年8月,您的《批评的返场》(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何为“返场”?这是很多人在阅读您这部著作时首先会问的问题。而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您在后记里针对您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同时也自觉将个人的批评实践置放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转向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国民文学生活变化的路线图进行反思。

论五四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其内在矛盾——从“国民文学”到“人的文学”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国民文学"观与梁启超相近,实质上仍然属于晚清思想启蒙的范畴。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才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真正起点。从陈独秀到周作人,最重要的转变是文学主体由抽象的"国民"变成了具体的"个人",功能指向则从"立国"转向"立人"。周作人认为,人是个别的、特殊的、灵肉一致的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意义。"人的文学"是对晚清以来文学思想的超越,反拨是必要的,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社会却没有给它一个自我调整、纠偏补正的机会,反而将其逼进更加绝对化的思想危局。周作人后来的"落水",与之不无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化解个人与国家的思想紧张,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普遍问题。

国家认同与人文涵养：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国民教育

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今世界卓有影响的以文学(批评)成功实施国民教育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充分利用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从国家认同、人文涵养等多维度对国民进行教育。布鲁姆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其论及的美国文学经典数量在世界经典中的占比高,二是他对本民族经典作家的评价高。同时,布鲁姆还是一位具有高尚人文情怀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文学批评能帮助读者构筑文化基础,夯实人文底蕴,涵养读者的人文情怀、人文积淀和审美情趣,并由此对读者实现心智培育。布鲁姆充满文化自信和人文色彩的文学批评与国民教育对中国的文学-国民教育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中国民间歌谣文学经典化的路径与价值

中国民间歌谣文学具有很高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其中歌谣文学以其形态性、独特性,在现代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从《诗经》到《楚辞》,再到近代街头巷尾流传的民谣俚语,传承千年的民间歌谣是一座蕴涵丰富的文学宝库,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对自身生活的思想认识和内在情感,是中华大地原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特殊文学表现形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念和生活劳动始终奉行的价值观,是连接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纽带。在代代传唱的过程中,这些富于城市生活气息、朝气蓬勃的歌谣成了民族文化经典,它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文学领域中的“活化石”,它具有很高的文化考据价值和创作参考价值,是一种值得深入挖掘和发掘的文化宝藏。

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生与百年流变

中国的"乡土文学"因其现代意识而与世界文学时刻处在互动之中,也与中国文化、社会、历史深具精神关联,是感知现代中国文学之中国-世界、传统-现代丰富性的最好入口,也是研究现当代中国本土文学的一个极佳样本,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文学在本土-民族-世界的维度中如何继承开拓的可贵经验,是探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有效维度。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乡土文学"的内部研究,忽略了"乡土文学"早期的理论建构特点及这一概念产生的社会土壤、历史语境和文化动因。本文从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地域文化等角度综合考察"乡土文学"的缘起及其为何被命名为"乡土文学",探讨"乡土文学"发展中的"中国经验",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中窥探其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丰富联系。

胡愈之的民间文学思想研究--基于《论民间文学》的讨论

作为学科的中国民间文学的产生并不全然是概念和理论发展的结果,更是时代浪潮的衍生物,对这一背景的认识是理解胡愈之民间文学思想的重要前提。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我国国民文学、研究国民性,他准确把握到民间文学蕴含着民族全体所共有的思想情感。他对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提倡,丰富了我国近现代民间文学资料的多元性;他提出的"民间文学"定义,对后世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建设起着范式性的指导作用。

“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讲话》为依据的“当代文学”确立其全国性支配地位的过程,不仅是国/共军事、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其建构的合法性表述。除却冷战格局造就的阶级话语的重要性外,民族主义话语也在“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讲话》建构了一种以“政治社会”为主体、将90%的“人民大众”整合于现代国家中的政治构想和文化动员机制,从而区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市民(国民)社会”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构想。“当代文学”在创建这种“政治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使自己超越了作为“国民文学”的“五四”新文艺传统。论文首先通过对三个历史文本的分析描述了“当代文学”生成的轨迹,进而通过对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对于现代国家主体的不同构想,讨论有关知识分子(作家)的功能,及文学赖以传输的文化生产机制之间的差别,从而具体剖析“当代文学”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现代文学”。

吉川英治《三国志》的日本国民文学性

吉川英治《三国志》创作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它的问世推动吉川的文学创作由大众文学迈向国民文学。《三国志》以大众性、训谕性和时代意识为主要特征,体现了日本国民文学的表现对象和深层肌理。这部作品不仅承载并展现了日本普通民众的战时以及战后的情感境遇,还参与建构了不同时期的日本国民面对及接受现实的态度。而吉川《三国志》所传达出的战争意识形态暖味性体现了“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下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和面貌。

“转向”的艰难——1923—1927年创造社成员关于革命文学的对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创造社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是非常简明、突兀的。实际上,创造社并非是高度统一的,在创造社内部始终存在着差异性,而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创造社成员的"转向"显得相当艰难。在革命文学的提倡过程中,创造社内部始终充满着对话。这些关于革命文学的对话,"转向"过程中的游移与艰难,在《创造周报》、《洪水》、《创造月刊》等创造社前期与中期刊物中有着鲜明的表现。正视创造社内部的这种差异性与"转向"过程的复杂性,我们才能了解革命文学提倡过程中的真实面貌。

“世界文学”: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表征

本文阐述的茅盾的“世界文学”观念,是指早期的茅盾文学观呈开放性态势时,一再申述过的文学观念。他曾多次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或者把它同“国民文学”相对,或者把它描述为一种有较高美学价值且带有永恒意味的文学。他是以一种实施着对文学的宏观把握,力图对文学的本质以更贴近于历史的、美学的阐说。

传统 改良 蜕变——论“五四”文学观念的更新

中国传统文学发生划时代的变革是在“五四”时期,这场变革是以文学观念的更新为先导的。新文学史上所说的“五四”时期是指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发轫后的最初五年,这是新旧文学观嬗递更迭的年代。新旧文学观的撞击,使传统文学观“内核”发生裂变,引爆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文学的革命。“五四”

外国文学和茅盾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兼评茅盾早期文学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因素

六十多年前,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思想解放潮流,冲破封建主义的黑暗闸门,在神州大地上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作为这派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支脉,新的文学潮流也破土而出,向封建文学的污泥浊水进行着猛烈冲击。推动新文学潮流前进的勇敢的弄潮儿中,有鲁迅,有郭沫若,也有茅盾。和鲁迅主要以杂文、小说创作开拓现实主义道路,郭沫若主要以诗歌、散文创作张扬浪漫主义旗帜不同,茅盾主要是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和鲁迅相呼应,大力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作为一个具有进步的思想、开阔的胸襟。

“五四”文学中“国”与“民”关系的演变轨迹

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启蒙思想家最初关注“国民”一词中蕴含的国家意识和国家价值。随着文学革命主张的提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文学把“国民”放在社会层面进行考量,在“国”与“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然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家并没有围绕着“国”与“民”关系进行深入探索,也未能通过创作实践将思考的结果恰当地书写出来。文学家难以摆脱倡导个人权利和个体意识的惯性,以致在“个人本位”与“群体意识”之间摇摆不定,并且以孤立的眼光去看待“国”与“民”的关系,因此未能实现书写“国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