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杂志》的两次长篇小说征文

1942—1944年间,《国民杂志》先后举办的二次长篇小说征文活动是日伪统治者为奴化中国而采取的文化策略,是打着"振兴"的幌子干着文化殖民的卑劣勾当。虽然第一次征文获奖的两部小说《生之回归线》与《新生》在局部上有一些情节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人物也有可感之处,但总体上主题虚假先行,思想媚日反动,情节拖沓荒谬,人物概念说教则是其共同的特性,是典型的"汉奸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即生即灭的艺术泡沫;第二次长篇小说征文的获奖之作《牛》寓意虽可取,思想上既不反日也不媚日,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作家对这一寓意的艺术表现并不到位,结构失衡,人物塑造不给力等,使得《牛》的艺术成就并不高,由之也可见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贫乏与荒芜、平庸与苍白。

伪《国民杂志》与抗日战争

《国民杂志》是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941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一份汉奸杂志,是日本法西斯对华北报刊进行舆论管制的产物。文章主要介绍了《国民杂志》创办背景、宗旨及特点,分析其栏目设置和主要内容,指出《国民杂志》的低俗、媚俗和庸俗。

李大钊与《国民》杂志社

文章指出“国民杂志社”是“五四”时期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当时曾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青年的思想解放和意识更新。李大别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实际上是《国民陈志的总顾问，对其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他还在《国民》上发表文章，增强了《国民》杂志的反目倾向。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对青年反帝斗争起着导向作用，促进了青年思想意识的提高和《国民》杂志的进步。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以“国民”为名:沦陷时期日伪报刊的宣传策略再研究——以北平沦陷区日伪《国民杂志》(1941-1945)为例

近年来,有关沦陷区的研究日趋多元,但多集中于人物或事件,新闻史介入沦陷区研究,首要问题是破解沦陷时期报刊的多歧复杂性,以揭示其背后的实质问题。抗战期间,日伪报刊为了迎合沦陷区民众的阅读和心理需求,采取了一些较为隐蔽性和迷惑性的宣传策略和手段。以北平沦陷区的《国民杂志》为例,在日本人龟谷利一、附逆报人管翼贤等人的指导下,采取了大众化的经营手段、编辑作者群体的"中国化",并利用征文等文学活动进行对农村的宣抚工作等具体宣传策略,以配合日本侵华战争时局,进行所谓的"争取民心的文化工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宣传,进行文化殖民,以消磨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抵抗意识,使沦陷区民众认同日本殖民者的统治秩序,而这也是日伪报刊文化侵略的本质目的。

置身殖民体制与日伪新闻媒介下的乡土书写——对日伪《国民杂志》“华北地方都市巡礼报告”的考察

1944年,日伪北平武德报系统的综合性月刊《国民杂志》委派三位记者到中国华北日本占领区的石门、保定、唐山、滦县和济南进行考察,其后写就的考察报告"华北地方都市巡礼报告"刊登于杂志的4卷6期、8期与9期之上。三位记者以生活在沦陷区中国人的视角,以乡土书写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华北沦陷区日伪的殖民统治状况,并从民族生命内部观察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生动地描绘了殖民者和占领区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试图探讨考察报告的内容,揭示日伪借新闻媒介影响沦陷区民众,宣传日本"国策"的实际用意。本文认为,由于记者们的考察活动限制于其日本殖民者雇员的身份,其视野与权力主体必然形成一种共谋关系,即他们有意识地通过新闻媒介进行与日本国策相一致的文化建构活动。

“五四运动”的双重内涵

(一) 在许多历史论著、争论文章以及在“五四”纪念的文章中,“五四运动”已成为固定的名词.“五四”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始终起着开创作用.几十年来,无论国内或是海外,人们一次次地对“五四”运动这一概念进行争论与解释,然而却没有一致的认同.或许这正是“五四”本身所造成的历史“悬念”,给后人留下了经久不衰的话题.

邓中夏与“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组织,从1919年到1925年间,邓中夏同志不仅是该学会的热心参与者,而且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曾是学会第一届(1919年—1920年)的庶务主任,第二届(1920年—1921年)的执行部主任,第三、第四、第五届(1921年—1924年)的评议员。当学会成员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逐渐两极分化的时候,邓中夏同志始终站在潮头,成为学会中左派力量的中坚。邓中夏同志在少年中国学会中从事的活动。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况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但大规模的移民,却是明清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闽粤沿海一带,由于地少人多,加上水旱频仍,天灾人祸,迫使大批破产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出国谋生,而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殖民地资源,也迫切需要大批劳工,于是促成了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移民浪潮。据估计,目前海外华人已达到三千多万人。

新马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

一《短篇小说一集》收录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作品,起自1919年,迄于1990年。在五十年代以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为英国殖民地,共处在一个政治实体之内,因此,我们把两国的短篇小说合为一集,同时为了行文的方便,《导言》也将两国合在一起论述。新马华文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1919年10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开始出现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学作品,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认为这就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七十多年来,新马华文文学经历了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据统计,1965年以前新马两地出版的文学作品单行本,共计818本;1965年至1979年新加坡出版的单行本,计553本①。如果再加上马来西亚和最近10年来出版的单行本,估计约达3000本。其他没有结集的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的作品,数量就更加巨大。

新加坡华文小说的今昔

根据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考证,新加坡的第一篇华文白话小说,是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新国民杂志》。从这时候算起,新加坡的华文小说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经历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时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经历了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经历了独立后努力建设新兴国家的艰苦奋斗。新加坡的华文小说,反映了这一丰富多采的历史进程。以她独特的风貌,出现于世界文学之林。在这六十多年里,新加坡的华文小说虽也几经沉浮,几经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却是向前、向上的。正如新加坡文艺评论家赵戎所说的,马华文艺“从描写身边琐事,以至刻划大时代的历史的风貌;

五四运动实际上的总司令是李大钊

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长期以来都认为是陈独秀。近来有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一说五四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是孙中山;一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是李大剖。什么是总司令?就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员,这里借指五四运动的最高指挥者,出就是领导者。本来五四运动是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从组织上讲,是没有总司令的。它开始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团结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革命先锋作用,促进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普遍觉醒,从而形成了二个阶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把如此不同阶级的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凝聚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长期以来,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新旧文化之别主导着有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认为提出新文化、新文学的老师影响了学生,从而形成新文化运动,继而促使了五四运动的发生。然而从看似“旧文化旧文学”的代表却又实际领导和发动了五四的《国民》和国民杂志社出发,我们看到了一幅不一样的“运动”图景。“国民运动”才是这一运动的本质,之后的继续向外“国民运动”和回归校园的“学术文化”和“文化运动”才是后续“运动”的分歧所在,“动”和“静”是焦点所在。“新文化运动”并非“新文化”扩展而来的运动,而是针对向内回归校园和学术的“文化运动”所提,是新的文化运动之意。上海国民党人正是基于此最早提出和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陈独秀和《新青年》脱离北大,加入上海“同志诸君”阵营,才使得他和《新青年》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作为国民运动的“五四”和走向国民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是运动的逻辑所在,亦是我们理解后续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

勇立潮头唱大风——革命精英领导和发动五四运动斗争纪实

当我们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砥砺前行,昂首迈入新时代时,我们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我们更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是他们呼喊民主与科学,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唤醒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通过不懈努力、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五四”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

掀开历史的帷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意义巨大、影响深远的。然而,时至今日“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在国内外史学界,仍然是众说纷纭:言无产阶级是领导者有之;言资产阶级是领导者有之;主张“群龙无首”是自发产生者有之;

进步社团的兴起与五四运动

五四前后兴起的进步社团无论是在民主爱国还是在思想解放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五四前夕,广大进步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的中国社会,便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响亮口号,大批进步社团和进步期刊也随之应运而生,使整个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繁星灿烂般的百家争鸣的景象。社团群的涌现,使进步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中国的出路。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充分的准备。运动爆发后,又为吸引和团结广大进步青年,使运动深入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康寄遥居士与佛化社

康寄遥居士,陕西省临潼县人,生于1880年,卒于1968年。是陕西近代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杰出的佛教活动家和著名的佛教学者。他所创办的佛化社及以此为阵地所从事的佛教复兴活动,对近代西北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6年,康寄遥从关中大学毕业,1909年又赴北京师范大学求学,1911年回陕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被任命为陕西军政府财政司次长,同时兼任西北大学预科校长及国民党秦支部副部长。1914年因袁世凯势力控制陕西而辞去党政各职。此后,他转而热衷于发展实业,曾赴京沪等地及日本东京等处实际考察并在上海德大纱厂实习。此间,他还在上海主编《国民杂志》月刊。

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提起李大钊,人们自然会将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联系起来,称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李大钊是怎样加盟《新青年》的?他与陈独秀、胡适的思想有何异同?这样一位曾主张调和论的温和的社会改良者,为什么会那样快从思想启蒙转向政治救亡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现代书家传略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许德珩,一八九○年生于江西省德化县(今九江市)。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运动。一九一五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杜';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筹备出版了《国民杂志》。一九一九年,在'五·四'运动期间,受北京学联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他是在游行示威中被反动军警逮捕的三十三人之一。出狱后参加了筹备全国学联。在北大毕业后,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春从法国回到广州。大革命时期,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