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重整国民财富分配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的国家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减缓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中国如何实现国民财富重整对促进国民财富创造至关重要。

经济法与民商法的比较研究——以国民财富的分配为考察对象

民商法侧重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经济法侧重国民财富的再分配。经济法与民商法在主体、调整对象、价值取向和调整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经济法与民商法的不同是由他们调整的经济关系在层面上的差异所决定的。依据"干预论"的观点,经济法和民商法均对收入分配做出制度安排是政府对私权的两次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需要协调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使它们相互配合,共同作用。

理论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葩——评《国民财富与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

一个偶然的机会,编辑室的同志拿来一部画有许多问号、标出许多质疑的书稿,让我来评判可否出版。我以职业的习惯,日以继夜,披阅全文。掩卷沉思,不禁为作者的理论探索精神所感动。虽然书稿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图的标示多有遗漏,公式的符号有的不规范甚至错乱,有些段落的论述明显还有缺陷,有些数据显然还欠准确,由于录入校对不到位而留下的文字差错的确还不少,如同意出版,责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瑕不掩瑜的是书稿的理论价值。

长期通胀的成因：基于政治利益交换视角的解读

现有的"恩格尔系数—输入性通胀引发论"和中央银行独立性差异引发论,对于各国长期通胀率存在显著差异的问题并不具备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从公共选择学派的"政治利益交换"概念出发,通过构建包括富人阶层(利益集团)、穷人阶层和执政党的三方博弈模型,在理论上得出一国长期通胀率会随基尼系数增加而呈现倒U型的结论。并通过三个组别(共34个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模型进行了检验,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游说和寻租行为是诱发各国长期通胀率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

漫新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民财富分配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剑拔弩张：一方面，“北京共识”推动中国以强硬的姿态“超英赶美”，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在高房价、昂贵的医疗与教育面前依旧为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忧心忡忡。

荟萃园

孙立平在2003年第8期的《中国社会导刊》上撰文: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何没有得到遏制?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与收入和国民财富分配有关的制度安排处于混乱有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2002年,我国GDP超过10万亿元,其中城镇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为3.6万亿元。但'工资总额'所代表的劳动报酬在1.2万亿元左右,只占GDP的12%,占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也就是说,有2.4万亿元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这里需要注意到两个因素。一是已有社会财富的转移。这主要是指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流向个人手中。可以说,这是过去20年中影响社会贫富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有的学者计算,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是将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

梁启超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之比较

梁启超生利分利思想是其新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汲取亚当.斯密国民财富创造分配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强国富民经济思想。它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在内涵、外延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考察二者的异同,对于揭示梁启超生利分利思想的流变及其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郑功成：如何全面优化我们的社保制度

为什么要讲收入分配这样一个宏观政策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分配宏观政策不定型，那么企业的微观薪酬分配也是很难确定的。如果养老保险制度不定型、缴费率不定型，劳工成本就无法核计；如果连法定的内容尚且不定型，那么非法定的就更不能确定。我国的收入分配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必须进行深化改革、优化收入分配制度。

预算变法

修订预算法,首先要修订预算法的宗旨,明确"预算是民众对政府的特别信托",民众"是预算结果的知情人、预算过程的当然参与者、预算决策——即国民财富分配的最高话语者"。另一个方向上,基层"自下而上"的实践也已经渐次铺开。星星之火。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税收的职能作用及治税思想

（一）税收的本质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制订并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它的核心是手段。有的人认为税收是分配，包括分配过程和分配关系：还有的人认为税收是国家在行使社会职能中，为取得收入和调节经济活动而借助政治权力，按照统一标准，参与国民财富分配的经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