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地方主义:黄埔军校、国民革命与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转型

1924年黄埔军校的成立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军事教育转折点。晚清民初,军事教育一直受军阀派系与军事地方主义的影响,各军校普遍带有深刻的地方烙印。1920年代,国民革命兴起,具有全国视野的黄埔军校在广东地方部队杂处的环境中诞生。孙中山不仅认识到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更明了需要以国民党军校为基础创建一支超越地方性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创建之初,不但以北伐与国民革命为目标,而且以政治教育为核心,灌输主义与革命精神,而与国民革命目标相背离的地方主义也逐渐成了“不革命”“反革命”的代词,在黄埔军校早期学生中间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地方主义的革命思想。

《向导》周报对“反赤”风潮的回击与国民革命动员

五卅运动前后,“反赤”风潮兴起。《向导》周报对此强烈回击,力促革命动员,通过鲜活实例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倒行逆施公诸于众,以此深刻剖析“反赤”本质,消解“反赤”动力。《向导》通过大力宣传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治现状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以彰显革命斗争的正义性与解放性,进而达到强固思想战线、开展革命动员的政治效果。这一过程所蕴生出的革命认知及话语体系在宣传动员中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可谓大革命的先声。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重估与自省

抗战时期,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关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回看国民革命,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相同的盟友,类似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境遇促使中共对自身过往作出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有了直面历史的可能。一般的历史叙述都会强调作为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后半段,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失去了革命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失败;在抗战时期,中共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因而各方面工作有了充分发展。但重新审视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大革命的认识与表述,却并不完全与既定的历史表述相吻合,相当一部分人更多地抱有正面的观感。对于国民革命的反思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持而完成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批评又相对克制、含蓄。历史运行实态、抗战时期中共对大革命的认知以及后来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透露出历史深处的复杂与微妙。

革命党对国民革命和英雄革命的理解与思考——以《民报》为考察对象

《民报》学人认为英雄革命是用专制去专制,革命者只知皇帝之可贵,未识民权之大义,因此中国古代史上的革命几乎都是英雄革命;而国民革命则是用共和代替专制,是一国之人皆知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皆负革命之责任。所以,《民报》学人主张国民革命,反对英雄革命,从而实现民权主义,建立共和国。这反映了《民报》学人对现代革命认识的深化,但是在实际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所以也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青年》革命话语构建研究

作为党的喉舌,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在“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互动的前置语境中,诠释了革命的对象、主体、阶段、前景、道路与重点等一系列基本要素,支撑起革命话语体系的完整内容样态。这一革命话语构建的社会过程,遵循着以社会实际为话语资源,以革命意识形态为话语核心,以强势话语为话语输出形式的内在生产逻辑。

革命流言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以茅盾的文学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茅盾的小说《动摇》与《泥泞》真实地再现了国民革命时期的乡村裂变与农民革命。革命纲领被简化成“共产共妻”流言散播于乡村世界,并构成了农民理解革命的另类方式,这类流言既在某种程度上动员了农民参加革命,又构成了拆解革命的不确定性力量。共产党在整合乡村力量、组织革命的过程中遭遇了农民的质疑和反抗,不稳定的共同体呈现出既隔膜又分裂的不同初级形态。随着革命形势的峻急发展,国民党左派政策的改弦易辙以及对农民运动的纠偏,结果造成了革命形势的顿挫,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农民革命运动本身引发的武汉国民政府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两篇小说与历史现实形成深刻互文,展现了丰富、立体、驳杂的国民革命图景。

“左联五烈士”之冯铿:从“国民革命”到“苏维埃革命”的疾风骤雨

“左联五烈士”唯一的女作家冯铿,曾试图通过创作爱情诗、田园诗摆脱“新女性”的情感烦闷,但因大革命的失败而幻灭。来到上海加入中共党组织并成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促使她完成了“革命女作家”身份政治的转型。从革命大家庭中的性别政治出发,一方面,她基于女性本质主义的性别认同形塑出雄浑的外在气质,并非是“拟男化”的形象规训,另一方面,尽管预估了在革命队伍中可能遭遇的生理尴尬,但并不能掩盖她对女性主体性地位的认同。此外,在她富于想象式“战斗的苏维埃”的创作,以及烈士精神遗产的背后,也折射出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左”倾错误的历史面相。

雷州半岛革命先行者与钦防廉地区的国民革命

大革命时期,广东相对而言是开展国民革命比较好的区域,是国民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和中心。但北部湾地区,尤其是在钦防廉地区,虽属广东管辖,国民革命却是缓慢的。期间,出生于雷州半岛的黄学增奉命回广东南路发展农民运动、推进国民革命。他在积极发展高雷地区国民革命的同时,亦利用地缘等因素,相继派遣江刺横、钟竹筠等雷州半岛的革命先行者前往钦防廉等地开展国民革命以及创党工作。钟竹筠在防城地区开展国民革命、创建党组织的同时,亦推动当地妇女运动,有效地保护了当地妇女权益。地域、性别等因子在钦防廉地区国民革命中尤其显著。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分析中共在此时期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即中共如何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过程,从而勾勒出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宣传上从被动到主动,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的轨迹。

试论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群体

店员是国民革命时期颇具影响的一类职业群体,其组织经历了公所—工会(公会)—同业公会的演变过程。其生存状态决定了店员运动的首要诉求在于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经济要求。制度化管理模式规范了店员的工作、生活,店员逐渐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职业与身份认同,但制度管理中存在人情的余绪。店员属于工人还是商人,应组织工会还是加入同业公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在国民革命运动时期一直争议不断,但争议主要出自政党的"革命"需要,而不是店员的自身诉求。

《女界钟》:解读国民革命思想中性别意识的重要文本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系统介绍女权思想的著作《女界钟》,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女性参政的思想。《女界钟》批驳了女性不宜参政的生理差异决定论,并从女性参政权与女权、女性参政权与国民革命两个方面讨论了女性如何参政的问题。诞生于辛亥革命前的《女界钟》带有过渡时期的某些特点,亦中亦西,希图摒弃传统追求现代。

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以奉化《张泰荣日记》为中心

张泰荣是奉化一个普通的小知识分子,通过研读他的日记,我们以他的个人经历为主要线索,讲述1920年代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取向的地方精英完成权力重组的过程。一方面,部分在晚清已经获得威望的人群,延续地方自治传统并将之与新的党组织接续;另一方面,中下层知识群体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与行动中,开始完成党化与组织化,并在地方事务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方党、派、身份芜杂交错,五卅后的反帝热潮激发出了小知识分子自觉的国民革命意识。奉化地区的这个个案,透视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发源与经过的微观情形:政党政治的脉络延续自晚清;地方力量党化的完成则正式终结了传统中国的地方精英统治模式;当个人与团体经历了严密的组织化,才得以深入更多阶层、控制更多人群,并因此获得了领导中国政治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师其意难去其法: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对阶级斗争的认知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由全面合作到分裂对峙,与两党在阶级观念上的调适、竞争和冲突密切相关。国民党对内联合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对外联合苏俄等"世界革命"力量,促使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由原本倾向改良转而步入革命,阶级斗争遂成无从避免之事。在革命进程中,国民党接受并将阶级斗争完全视为对敌利器,已然突破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师其意不用其法"的遗教。国共两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冲突,并非简单地体现在是否支持或反对阶级斗争,而主要在于两党对阶级斗争范围的认定不同。国民党视阶级斗争对敌为革命、对己则为反革命,这一实用主义态度在国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陷入困境,并最终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

“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

历史学中的称谓,绝不单纯是语汇使用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含义。1897-1927年,"国民革命"称谓演变的背后,浓缩着众多历史事件与社会思潮的集合:诸如传统的王朝鼎革的革命观念被近代西方民族民主革命观念取代的来由;国民革命接连不断的挫折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的竞夺;国共分裂后国民革命概念的兴衰隆替。

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店员人数众多,店员总工会的组织系统也较为严密,并积极组织广大店员开展经济斗争,导致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汉口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约束店员工会的某些偏激行动,并督促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协调劳资纠纷,通过召开工商联席会议,成立工商俱乐部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仍一直存在着争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将店员总工会改名为店员总会,直接隶属于商民部,当时虽未能切实执行,但在其后仍为南京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直至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规定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这一争议才告平息。

孙中山国民革命观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国民革命观的历史演变刘曼容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终生从事革命斗争，他自己常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①。他在晚年又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②。就是说，他自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后，一直都是从事...

国民革命思想新论

学界研究国民革命思想和运动存在模糊与薄弱状况;只有通过考察国民革命思想的由来,明确国民革命思想的基本内涵,才能把握这段历史的真谛;中共三大的中心主题是确立国民革命思想;国民革命思想和新三民主义思想共同构成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由国民革命思想的准确定位出发,可以确定国民革命运动的起讫时段应为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国民革命思想经历了思想流变并直接转化为苏维埃革命思想;国民革命思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胚胎和雏形。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冲突及合作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从“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谈起

国民革命时期,在中共影响下部分国民革命军喊出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引发了思想界激烈讨论。观其讨论,双方的出发点有异,有投身于学术与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不同侧重。事实上,致力于学术也难以外在于政治,更不用说相当多的"智识阶级"本就是政治中人。其时,确有部分"智识阶级"因与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中共的政治理念不同,走上了反对国民革命的道路。在中共党人的阶级视野下,"智识阶级"这种因政治立场所带来的分裂被从阶级和革命的角度凸显和区别对待。可以说,这是中共理论影响下"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出现的基本语境。此口号的出现,标志着中共原有的"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的落空,其本身也成为这一时期思想界分裂的表征。

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

中华民族由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不过,少数民族既非一个单独民族的称谓,又非如中华民族具有广泛自我认同的民族总称,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对其他民族最为常用的统称。学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倾力于几十个民族实体,较少关注它从概念提出至广泛使用再到被接受的整体过程。探析国民革命时期少数民族观念产生、演化的早期经历及其具体所指,对理解后来的民族观念和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