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人物山水题材中国画创作分析——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

近代以来,中国画艺术一度陷入“衰败论”的悲观氛围中,彼时美术界受救亡图存思潮影响,涌现出一批志在革新的艺术家,其中又以提出“改良论”的徐悲鸿为知名代表。纵观徐悲鸿中国画创作视域下的言论行为,基本都是围绕“国画改良”这一目标展开的,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人物及山水题材作品,充分阐释了“博采西方绘画所长”的理念,但又不盲目崇洋、全盘从之,同时呼吁对传统中国画优秀之处坚守、冠绝之处继承,由此奠定了“以西润中”的改良思想基础。

未完成的中国画改良

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画改良尚未完成,必须对当时的改良论进行改良。中国画之所以需要改良,是由于民国改良论者认识到中国画的衰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衰败,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文人画及其摹古、守旧的作风。民国改良论者提出的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即改良中国画的方案,却未必尽如人意。这正是中国画改良至今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民国改良方案有二:引进写实主义,融合中西艺术。对写实主义的固执与偏爱体现了民国时期的唯科学主义。就理论而言,将西画的写实嫁接在中国画的写生上,是相当牵强的。就实践而言,将西画的写实方法纳入中国画,也是颇为勉强的。今天我们应该继续深化改良,为此必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要气韵还是要意境;要水墨还是要笔墨;要素描还是要书法。答案是前者。改良与创新不同,改良的方向是融合东西艺术,创新是中国画内部的创新,改良比创新更具现实性和生命力。继续深化改良,并不是把中国画改造成"不中不西的四不像",而是在"守住中国画底线"的前提下,充分地吸收西方绘画中的有益因素,最终实现"参合中西而成为新派"。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的内质分析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重要方向标,其思想核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文人画传统的坚定立场;二是建立写实主义绘画的教育体系。站在今天的历史维度上,去看待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美术改良运动,几乎是毁誉参半。徐悲鸿作为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走向有着巨大影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如何客观、科学地认识他本人及其在美术史上的作为与意义,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

碑学运动与国画改良比较

中国传统书画因陈陈相因、近亲繁殖而走向低靡是碑学运动和国画改良的共同导火索。书画变革中突现出来的理论先声成为书画理论现代性之标志。碑学运动视金石学为书法的寄生所,而国画改良则在西画和中国写实绘画中找到了栖息之地。书画变革的终极关怀是希望艺术内部以及艺术之间的相互催化作用从而生产出面目一新的作品,尽管他们分别强调了碑版和写实的神奇功效。然而,20世纪的书画界却片面地暴饮了“碑学”牌和“写实”牌的催化剂。

别误读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在现当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其的误读也已然成为其思想承袭的一部分,对此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求教于方家。

抗战时期成都地区关于国画改良的理解与实践——由1943年围绕徐悲鸿的一次论争谈起

1943年9月24日,徐悲鸿画展在成都祠堂街时四川美术协会会所开展,展览期间因徐氏对蜀中画家在国画山水“写生”问题的批评而诱发四川本土美术界“保守”势力的质疑并引发论争。本文依据报纸文献等所见材料,力图对此次论争的起因经过进行史实考察还原,并由此从艺术社会史等视点论及战时成都地区美术界的生态环境及对国画改良等问题的理解与实践。

诗意与写实:中国20世纪早期绘画的跨文化研究——以徐悲鸿《田横五百士》为案例反思中国画的改良

文章从跨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写实性在中国早期绘画实践中的结构位置变动,以及写实性对传统诗意压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位差问题。在结合徐悲鸿早期代表作《田横五百士》的个案阐释中,通过揭示中国近现代绘画身份建构中的异文化他者影响,挖掘出援引写实对中国画进行改良的实践过程中所遮蔽的一些问题。从而为当今中国绘画发展如何能摆脱后殖民的状态,形成真正的具有自身风格特征的绘画语言提供历史参照和有益启示。

从《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到《悲鸿自述》——徐悲鸿艺术观点的延续与修正

受中国民间绘画传统及20世纪之处中国绘画变革思潮的影响,徐悲鸿形成了改良中国绘画的思想,这使他逐步走上对西方写实绘画的学习、研究之路。他最终把写实艺术看作具有科学精神的"智之美术",看作具有智识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负有"求真"、"唱智"的艺术使命。本文总结了徐悲鸿艺术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认为从"改良之方法"到"写实主义",徐悲鸿作为一位艺术实践者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实现了由"技"进"道"的变化过程。

西方绘画影响下的中国画改良

20世纪初,以陈独秀、康有为、蔡元培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在文化艺术界掀起了'革旧立新'思潮,批判了中国画坛长期存在的'崇南抑北'艺术理论主张,提倡中国画改良要采取西画写实精神。这引起中国画家对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的重新审视,摒弃了长期以来中国画坛崇南抑北的倾向,开始走兼习南北宗派、注重写生、学习中西、博采众长的改良之路。然而,为了使绘画担起挽救民族的社会责任而提倡学习西方写实主义,忽略了美术本体自身的发展规律,鲁迅等人深刻认识到这一弊端。

“笔墨当随时代”——黄宾虹与傅抱石的“中国画改良”实践

黄宾虹与傅抱石这两位著名画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艺术经历以及他们的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都是对20世纪初中国的"美术革命"以及作为"美术革命"的艺术主张与观念具体体现的"中国画改良论"的回应。

黄宾虹中国画的内在修养

20世纪对中国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欧风墨雨,西学东渐”,画学颓废,中国美术的发展岌岌可危。于是,无数能人志士掀起中国画改良浪潮,黄宾虹先生独树一帜,将“浑厚华滋”视为美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内美静中参”以儒家哲学思想建构独特笔墨精神。他的绘画注重“神似”而非“形似”,他的这种变革也为后人学习中国画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现代中国画的传统与变革

中国画在现代的曲折发展中主要途径有两条,其一为国画改良和中西融合派,主张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来改造中国画,其二为弘扬国光或坚守传统派,主张传统中进行自我变革,在继承中进行创新。这两条道路均推进了中国画的现代进程,并将影响21世纪中国画的创作走向。

寻味欧洲与“东方既白”——从李可染德国写生中得

写生作为“李家山水”形成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映衬了时代的需求,即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写生潮,另一方面也生动、完整地呈现出了李可染从传统中国画到现代中国画创作的艺术转向。本文依托李可染的三个写生阶段,依托其在德国期间的创作,展现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深入思考。

融合西画的中国画“突变派”画家——以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为例

中国画因自身的文脉传承而自成一派,又因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在历史上几经吞吐域外文化。在20世纪之初,西画传入,改变了传统中国画的格局,出现了一批以西画为参照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改革的新时期画家。他们直接或间接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影响,号召改革当时的中国画。这种改革在当时虽有不成熟之处,但为现代中国画改革开拓了新的道路。在这条“引西润中”的中国画改革道路上,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既不是隶属于传统派的渐变型画家,也不属于当时的巨变型画家,而属于东西文化融合型的“突变派”画家。将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三人称为“突变派”画家,是对比传统派画家而言的,而在其自身融合中西方绘画的道路上,三人又有着渐变的过程,这两种关系是不冲突的。

陶冷月画事三考——以《光风霁月:陶冷月画集》为中心的考察

陶冷月是20世纪初中国画改良的先驱。《光风霁月:陶冷月画集》一书向我们重现了20世纪前半叶于飘摇动荡中突破、改良、革新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绚烂篇章。在翻阅该书时,笔者发现关于马、“耄耋图”和海航的三个问题值得探讨,故以此展开考察研究,力图依托相关史料钩沉一代艺术大师的艺海浮沉之路和怀瑾握瑜之品格。

徐悲鸿、蒋兆和中西绘画融合之反思

徐悲鸿试图"以西改中",突破传统绘画的基本格局,这突出地表现在"写实"绘画因素的引入,其在创造观念、造型意识和形式语言等方面对原有系统造成了解构。他的历史作用是他把当时变革者的"以写实改良中国画"落实到了教学训练过程与画面的具体造型表现方式上,并进一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以实现他所希望的融合中西绘画长处的主观理想目标。蒋兆和最大的贡献是对中国画素描教学的改革。他改变了"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教学理论,力图革除以苏俄素描代替中国画造型带来的弊端,通过对传统的"六法论"和"传神论"的再认识,对中西绘画的再比较,提出了以"骨法用笔"为原则,以白描为基础,吸收西画素描之长的中国画造型基础课教学体系。西方绘画改革的现状及中国画向传统的回归,使我们应对这种改良进行深入反思。

“十七年”时期美术创作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家们经过不懈努力,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探索新的表现形式语言、创造民族艺术风格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果。在美术批评和理论探讨方面,理论工作者和画家们围绕年画和国画的革新改造和油画民族化等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促进了美术创作的发展。

论“五四”前后中国美术批评中“写实”观念的崛起

20世纪,围绕中国画的争议、改革都与西方写实观念或技法的褒贬争议有关。写实,成为改造中国画,试图开辟中国美术新道路的重要"处方"。"五四"前后康有为、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维新派或革命派的思想家、革命者强调与呼吁对美术创作的写实性追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画家也提倡与坚持写实的艺术主张。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术界却对写实进行了较为普遍的反思。对写实的反思特别是鉴于对国画认识的深入,越过了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国画"写实"的问题反思更为尖锐。郑午昌、陈师曾、倪贻德等就对写实提出了自己的反思。

浅谈对于徐悲鸿艺术的几点认识

徐悲鸿是我国最伟大的绘画大师,也是我国最伟大的艺术教育家;他的艺术对于我国近现代美术以及美术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徐悲鸿作为“伯乐”的图像叙事——浅析《九方皋》

水墨画《九方皋》代表了徐悲鸿成熟时期的典型艺术面貌,对《列子·说符》中的"九方皋相马"事件作了图像表现。画作通过对故事的艺术加工,呈现出了兼容中西、气质独特又极具情节性的风格,抒发了画家对于身世的感怀和历史政治的理解,传达了其艺术教育观及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作品创作的发生与当时的文学、历史和政治语境有密切的相关性,而这些也揭示了徐悲鸿对这一文学题材进行艺术加工的动机与原因,展现了图像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情境中,徐悲鸿自我的对于"伯乐"身份的视觉创造和精神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