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与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转型

传播媒介作为“文学文本的物质传输渠道”和“作家写作行为的物质结果”,在整个文学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统区战火缭绕极为艰苦而特别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戏剧春秋》、《烽火》等为代表的文学媒介,不仅培养一大批青年作家,促进了大众文学观念的传播,拉近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使文学创作更加符合读者的需求,而且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主题、内容、风格等审美取向,引导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文学流派的形成,并由此诱发文学大众化的变革。

论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的启蒙困境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的启蒙困境主要表现在创作主体心态的压抑、绝望与文本中"开放性"结尾的缺失两方面。陷入困境的原因有三: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缺陷;政治权力对启蒙理想追求的过分介入;救亡情境中,知识分子的启蒙追求难以彻底。结合当下现实,启蒙仍在走出如此困境的路途中。

鲁迅与国统区文学

由于个人对鲁迅的崇敬和战时中国的需要,国统区作家对鲁迅展开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和研究工作,增强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也促进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通过这些活动和工作,加深了国统区作家对鲁迅精神的认识,并继承了鲁迅坚持真理、善恶分明、敢于抗争、与黑暗社会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人格、“立人”思想和国民性批判传统。在作品写作手法上,国统区作家受到了鲁迅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和讽刺艺术手法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揭露日寇野蛮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区、国统区文学对欧美文学的借鉴与创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在致力于民族文学独立探索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了欧美文学的现代性因素。但因政治、地域、文化、历史等原因,在对异域的接纳与转化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民族性的反思和对西方现代性的重塑与超越,从而形成了两个文学空域欧美文学"中国化"的不同面貌。

国统区文学中的鲁迅因子

对鲁迅精神的解读,极大影响了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传统。这首先源于个人对鲁迅的崇敬和战时中国的需要,由此展开了对鲁迅的纪念活动和研究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和工作,加深了国统区作家对鲁迅精神的认识。鲁迅精神也同样渗透在国统区作家的写作上,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和讽刺艺术手法,创作了大量作品,揭露并反抗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封建观念对人民思想的毒害,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迁徙视阈中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的互动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促进了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互动。丁玲等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将国统区文学的启蒙精神等传播到解放区;茅盾、何其芳等作家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对于深入推动国统区作家学习探讨"民族形式"问题、指导国统区作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起到重要作用。从作家迁徙视阈来看,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存在深层互动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区域文学研究中孤立静止的观点。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研究中“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问题

引入所谓“社会史的视野”,在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无需特别提倡,相互激荡之下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表面看,这不过是学科“历史化”“社会科学化”趋向的一种自然延伸。针对这一趋向带来的问题,相关的质询也有所展开。可惜的是,此类检讨的结果,并不让人十分满足,因为如果仅停留在“方法”的层面,检讨学科跨界、“诗史互证”之得失,仍不免落回“内部”与“外部”之类的名相之别,不能真正触及研究前提与问题意识的整体反思。

论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与沦陷区文学的互动——从作家迁徙角度分析

20世纪40年代众多作家从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也有不少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沦陷区。作家迁徙过程中主编的文艺刊物促进了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从作家迁徙角度来看,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之间的互动显示出两者文学关系的复杂性,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将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孤立起来的观点。

同质与异类——工农兵文学与同时期国统区、沦陷区文学的对比考察

上世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农兵文学,和国统区、沦陷区文学,是两种同质而异类的文学。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具有人民性,都属于人民的文学;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审察和表现生活的着眼点是阶级斗争;而后者则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观察和表现生活。在从作品的构思看,前者展现的是理想化的情节发展;而后者展现的则是生活的本相。在表达感情时,前者是政策性的情感抒写,而后者则是个人性情感的宣泄。前者采用的是大众化的体式和语言,而后者则是运用个人独特的表现形式。总的看来,工农兵文学是政治文学、宣传教育功能文学,而国统区、沦陷区文学则是社会文学、认识功能文学。纵观自上世纪4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呈现的就是这两种文学的发展态势。而这两种文学,也都是当今仍然需要的。当然,两者又都需要发展。

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

据法国批评家克里斯特瓦和热奈特界定,"互文"系指不同文本之间的转换派生关系、临近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次文本"等。这里取其"转换"关系,探讨"反共复国"政策与两岸文学关系、戒严时期文学为什么是国统区文学的延续,取其"临近"关系剖析两岸文学社团的同质性。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受到战争的强烈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区域,打破了1920年代的北京和1930年代的上海那样的单一文学中心格局,形成多中心的文学体制。不同区域内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实施的文化政策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文学期刊呈现不同面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日双方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其领导及影响下的文学力量也随之改变。

抗战时期的文艺争鸣一瞥——基于三大文学板块的一种考察

在抗日战争时期,受中国政治格局影响而形成"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三大文学板块。它们彼此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筑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发展的整体图景。这三大文学板块拥有着同属于抗战时期文学的某种特质,如忧患以及国难意识等;同时,因所属地区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的差异,各文学板块之间也具有其自身的实际特点。

致辛笛、唐湜、唐祈说“九叶”

曹辛之（1917—1995）,笔名杭约赫,诗人、书籍装帧艺术家。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九叶集》。次年4月,曹辛之花了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这封长达16000余字的至辛笛、唐湜、唐祈信,对如何评价＂九叶派＂和其它新诗流派、如何看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国统区文学,十分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信对研究＂九叶派＂和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中国新诗历程和研究八十年代初文学界的复杂状况,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新史料的发掘与抗战文学史观之变革

由于长期以来受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我们对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文学没有足够的重视,依然笼罩在"左""右"对峙的二元思维中。对"文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主任和与蒋介石的交往,国民党文人的活动,以及现代作家的重庆体验、重庆叙述等等,以往的文学史在这些问题上颇多忽略、含混和矛盾之处。加强国统区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对抗战文学史的丰富,呈现真实完整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种超越国共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这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会有一定的变革作用。

第一次文代会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打造

从打造新文学传统的角度对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所作的报告一一作解读。三大报告之间具有"对话"与"合作"的关系,每个报告既是独立的,有其独立的任务和功能,彼此之间又相互补充呼应。在继往开来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它们共同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总结和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建构。

《九叶集》与“新时期”现代主义流派的接受及建构

《九叶集》的出版,不仅涉及现代诗歌史上流派的重构问题,还涉及国统区文学的挖掘评价问题,以及现代主义在80年代初期的接受问题。表现内容/形式技巧的二分法逻辑下,九位诗人的作品在当时只能从内容上的"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形式上的"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相结合的角度被接受。但如果从流派建构的角度看,在九叶派的建构中,其与现代派的联系被凸显,而至于其同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联系则被忽略。这样一种不一致,某种程度上正是选本编纂中"选"和"编"的复杂关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