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的意义

后藤朝太郎《现代中国语学》(1908),是日本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最早系统建构现代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著作。它从对重实用、轻理论倾向不满开始,认为只有系统建构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才能使汉语研究真正进入到一个科学的境地。"序论"对汉语特质、汉文字和汉语的关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现状加以讨论。"本论"是核心部分,对汉语标准语、北京官话音韵、北京官话文法、口语和文体语比较、汉语方言分布及特点等进行论述。"结论"论述了现代中国语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汉语进行历史观察的必要性等问题。重新认识《现代中国语学》在汉语语言学史上的学术价值,评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汉语语言学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今天建立科学的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跨视阈重审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国语学性质

过去的研究基本上把《国语学草创》定位为语言学著作,而且主要以该书的语言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但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国语学草创》是国语学著作,然而考证不足.通过跨视阈考证胡以鲁的学术师承以及《国语学草创》的成书目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源流,我们发现《国语学草创》源自藤冈胜二的国语学著作《国语研究法》.尽管《国语学草创》的前五篇具有语言学色彩和汉语史色彩,其目的仍然是为该书的国语学理论服务的.通过重审《国语学草创》的国语学性质,我们认为把它定位为国语学著作更加合适.此外,本文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胡以鲁及其著作提供了新视野,也为近代文献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提供了新思路.

重审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版本信息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研究存在版本考证混乱的问题。今利用线上线下多种考证途径,最后得出结论:(1)该书首印于1913年,但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而是线装自印本;(2)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3)除了前两个版本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1926年再版以及1933年第三版。以《国语学草创》版权页的信息作为考证的基点,厘清该书的版本信息有助于准确了解胡以鲁的生平事迹和《国语学草创》的成书背景,对文献研究和辞书编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就语言学史研究而言,进一步保证了信息引用和注释的准确度。

安藤正次《国语学通考》(1931):日本昭和初期国语学建构

日本安藤正次《国语学通考》(1931)明显不同于上田万年《国语のため》(1897)与《国语学の十讲》(1916),研究理论与方法已经相当成熟,其成就为:对国语学对象及概念内涵有所界定,从理论上将国语学范畴化,由此,给进一步研究相关学术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先决条件;构筑国语学体系,使得国语学研究框架得到完善,梳理其内部各种关系与职责;具有强烈的理论与方法论意识,研究的操作程序与方式科学有序;国语文献学基础雄厚,让人感到,其国学的"功力"非同一般;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安藤正次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比如"史的国语学"研究,在《国语学通考》中,有所突破;学术视野开阔,吸取国内外新的国语学学术信息,引证文献十分丰富,使得其国语学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国语学的最高学术水平;在许多日本国语学者"大东亚国语学意识"甚嚣尘上之际,安藤正次算是比较冷静地看待日本"国语"的作用的。《国语学通考》与中国等国家国语学著作具有清楚的"相通性",但对中国学术在日本国语学中所应该具有的作用估计不足。

《国语学草创》36字母罗马字标音理论及“原型”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是中国学者所写第一部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国语学草创》用罗马字标注宋人36字母,需要我们从其理论“原型”角度去加以认识。胡以鲁曾经师从日本东京大学上田万年,而上田万年又曾师从德国学者甲柏连孜。与此同时,胡以鲁还师从章太炎学习汉语音韵学。英国马士曼、德国甲柏连孜、日本大岛正健、猪狩幸之助、小川尚义等宋人36字母罗马字标音在先,胡以鲁的标记肯定与之相关,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来源十分清楚。胡以鲁学术个性特征鲜明,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为深刻的洞察力,他是中国第一个对汉语宋人36字母用罗马字标音啤学者,其“构拟”成果属于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期”的产物。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汉语方言分区理论及“原型”

胡以鲁(1912)《国语学草创》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带有强烈近现代中国语言学精神色彩的著作。其“论标准语及标准音”部分,将“统一”于“国语”之下的汉语方言分为十种并分别进行了描写,但没有给其命名。这十种汉语方言,大体符合汉语方言七区说,其中有客家话,但不设赣语区,而是增加了“徽语区”等。文章经过考证发现,胡以鲁分区理论的“原型”来源于章太炎《訄书·方言》,但有所调整,书中承认湘语独立,把杭州话纳入到吴语区,而且注意到了西南官话的语言接触,以及浙江之温处台大体与福建之福宁近似等问题。文章认为胡以鲁希望借汉语方言分区来申明自己统一“国语”、建立标准语的意愿,以适应创立中国“国语学”的需要,具有“大格局”的语言学意识。这和他在日本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日本上田万年国语、方言、标准语等思想有关。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学术史意义在于:结合统一国语、建立标准语,审视中国区域方言的特点并为之分区,这在中国近现代汉语语言学史上是第一次;其学说,属于中国“国语学”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汉语方言分区理论之“先见之明”与章太炎的理论和观点“共生共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指导意义。

释“国语学”与“日语学”

随着日本“国语学会”改名为“日本语学会”以及其会刊“国语学”改为“日本语の研究”,酝酿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更名运动终于尘埃落定。改名的背景是意识的转变,在日本传统上关于语言研究方面的学会有语言学会、国语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等,这些学会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国语”的名称如同“国文学”、“国史”一样从明治时代起负载了语言之外的诸多内涵,因此与此相联系的日语研究、即传统意义上的“国语研究”也带上了与今天日本海内外兴盛的“日语学”研究不尽相同的特点。本文参考日本出版的各种工具书对日语中的“国语”和“国语学”的概念及其背后的意识作一番梳理,对迄今为止的“日语学”与“国语学”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一些整理,并寄希望于我国的日语学界也能拓宽研究范围,将日语研究引向全面与深入。

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对东亚语言研究的影响

上田万年构建的具有明确殖民语言战略意识的东洋语言学及其学术“谱系”,在东亚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在日本,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战略意识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的“东亚殖民语言意识”遥相呼应,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学术范畴,促使许多日本语言学学者的学术观念发生变化,使其学术研究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政治行为。在中国,上田万年的学生胡以鲁部分地接受东洋语言学思想,并继承章太炎小学思想,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语学理论著作《国语学草创》。尽管该书以中国语为对象,是反上田万年之意而用,体现出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的理想,但也间接传播了上田万年的国语学思想。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地区后,推行殖民语言政策,贯彻的都是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的学术意图,其危害不容忽视。在朝鲜半岛,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殖民语言政策与教育,但上田万年的国语学也唤醒了朝鲜语言学者的民族语言研究自觉意识。日本战败后,东亚各国语言学界既要去语言殖民化,也应对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殖民语言战略的前因后果进行历史性反思。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论胡以鲁的语言起源观与汉语词汇发展观

受中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胡以鲁将语言起源分为三个时期:“于于”发声期、摹声期、言语胚胎时期;同时,胡以鲁对汉语的词汇发展亦有一番创见。对胡以鲁的语言起源观及其汉语词汇发展观进行分析以及溯源,能看到他对中国传统小学思想、日本国语学思想和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继承和融合。

魏建功与台湾光复初期“国语运动”再探讨

“国语运动”是台湾光复后消除殖民影响、重建民族语言文化工作的重点。魏建功作为光复初期台湾地区“国语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提出“从台湾话学国语”的纲领原则。这一政策构想与魏建功在中国内地时期的师承背景、学术研究、“国语”工作经验等息息相关,明显传承自五四以来中国内地“国语运动”的理论脉络。然而,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在实际推行中,必然还要面对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问题与具体的语言环境,需要克服日本殖民统治遗留下的日语的强势影响和台湾地区方言使用信心与能力的退化,以及重新恢复“台湾话”与“国语”之间的血脉关系等多重难题。“从台湾话学国语”不仅仅是一种过渡手段,而是深具意义与价值,有助于清除台湾地区在语言、文化、心理上遭受的殖民影响,使台湾地区重新融入祖国现代语言文化共同体。

纠正汉字错误发音的方法研究及实现

因考虑少数民族学生学国语的弱点和难点,针对性地提出纠正汉字发音的声调彩色标注法,即汉字的颜色表示其声调法并实现。与汉字上方标注拼音法不同的是,该方法把汉字和其声调有效合为一身,使读者记住汉字的同时一并记住其声调,有助于正确发音。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发现该方法效果明显,是短期内纠正汉字发音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喀拉央塔克村未脱贫贫困户文化水平分析及脱贫根本举措

本文首先对全村未脱贫、非在校、健康、有劳动能力家庭按小学以上文化和文盲半文盲情况进行分类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性的提出,要把普及国语作为增强发展能力的脱贫根本举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成年人开展每日农牧民夜校国语学习的计划和创建"我学国语"微信公众平台的思路和想法,提出纠正发音的最有效的方法即声调彩色标注法。

日本“汉文训读法”制度化的起点——以1912年日本官报《有关汉文教授调查报告》为中心

刊登于1912年3月29日《官报》上的《有关汉文教授调查报告》,是日本规范其"国语学"汉文教育中"汉文训读法"教授的原点。本文以《有关汉文教授调查报告》为考察对象,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以知识制度化下汉文训读法的变迁为切入点,探讨隐藏在调查报告背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代日本训读观的嬗变。另外本文也拟从日语中的汉文训读研究角度,为日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提示一种语文学式的解读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