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追寻:《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小)》的编写特色研究

教科书是教育历史活动的信息承载者和特殊参与者,它应时代需要而产生,同时记录着时代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情况。《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小)》以尊重儿童作为编写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价值取向上,以儿童为核心,追求趣味化;在文本内容上,强调文学化,注重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在呈现形式上,图文并茂,用浅显的白话文编写课文;在编排体系上,遵循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由易到难、螺旋上升。《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小)》以儿童为本的编写特色,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诠释了新式教科书承载的时代特点和改革精神。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经学教育的发展是近代文化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晚清教育改革开始,经学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学术中心开始游移变动。这一变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所关甚大,不仅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近代新学堂为载体的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转换位移。

《支那语军用会话》研究——日本侵华“军用”中国语教科书铁证

《军用会话教科书》是日本中国语学者杉武夫为策应侵华战争的需要,为在华作战的日本军人学习中国语而编撰的。这部军用中国语教科书有力地证明了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军事侵略。

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以对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汉诗选材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为例

"汉文"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而关于中国汉诗的学习则始终作为日本汉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纵观日本近年来高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汉诗部分,均无一例外地大量采用了中国古代诗歌作为日本高中汉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唐诗所占比例最大。可以说,在汲取与借鉴中国汉诗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诗歌深刻地影响着日本诗歌的创作风格、审美意境与文化心理。因此,从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收录的中国汉诗这一全新视点出发,在对其选材特征进行考察与总结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其选材的诸方因素,对于深入探究日本在与汉文(或汉文化)接触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接受与传承情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语言自迩集》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影响

《语言自迩集》是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担任外交秘书官时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于日本明治9年被日本人发掘出来。在中国语教科书编纂由起步到发展的日本明治时代,《语言自迩集》给日本中国语语言意识和中国语语言教学意识带来了双重影响。如《语言自迩集》的西文字母标记方式,对北京话口语连读变调及轻声、儿化等语音流变现象的归纳,依据语法功能为汉语所做的词类划分以及对有关量词、‘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语法功能的讨论;《语言自迩集》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思想和以北京官话为研究对象的会话体系的确立等,都对沿袭"唐话"教学的日本传统汉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日本的中国语教学及教科书编纂开始了一次由传统向西学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走入与国际化接轨的科学发展进程。

源远流长的日本汉语言教育——试析二战期间日本军用中国语教科书大量编撰的原因

日本军用中国语教科书是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为策应侵华战争的需要,为在华作战的日本军人学习中国语而编撰的一系列教材。本文作为日本军用中国语教科书研究系列之一,试着从源远流长的日本汉语言教育的历史出发,来探寻和深刻剖析二战期间日本军用中国语教科书大量编纂的历史原因,并充分有力地证明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军事侵略。

台湾康轩版国语教科书插图特征及启示

插图是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与文字信息并行的视觉符号系统.对于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小学生来说,插图是帮助他们理解教科书内容的重要工具.儿童借助插图不但可以获得抽象文字资讯的具体形象认知,更可提升阅读兴趣,激发想象与思考.为了增加教科书的观感,各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内容、形式上进行了较大改进,教科书的插图从形式到内涵都有跨越式的发展,令人耳目一新.本文选取了台湾占市场份额比例较大且比较受学生欢迎的康轩版12册小学国语教科书（2009-2013年出版）为研究对象,分析台湾国语教科书插图的具体特征,希望对大陆编制图文并茂的语文教科书有所借鉴.

论清末民初国文国语教科书对课程知识的建构

清末民初(1900-1925)的国文国语课程知识以文法知识为核心,其知识选择与建构源于《马氏文通》,课程知识建设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国文国语教科书中。这一时期国文国语教科书在进行课程知识建构的同时,也在进行文法知识的研究,并成为当时文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文国语教学领域,文法知识建构的初衷是帮助学生"会通"、"析文"和"作文",但当语言学发育成熟后,语言学的本体研究才影响到语文教学,获得语言知识也成为语文教学的目的,渐渐背离了"会通"、"析文"的方法性点拨的初衷。

论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政治化”倾向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政治性对话折射出日本"拓疆殖民"的政治目标,其目的在于灌输中国知识,渗透情报意识,具有明显的语言暴力倾向;并且有意以中介语代替常规汉语。很明显,这些教科书是日本明治政治结构下推行其政治进程的特定产物,政治存活于中国语教科书这个载体中。通过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内容的挖掘,廓清对日本明治时期政治结构的基本认识,可以明确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的基本性质。

民国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的教学性探讨

教学性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具体表现为指向教育目标的思想性、指向教学内容的语文性与指向教学对象的趣味性。民国时期三套代表性的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体现了教科书的三种教学特性,但又各有侧重:《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侧重于指向教育目标的思想性即共和精神,《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侧重于教学对象的趣味性,《开明国语课本》则将三者融合探索,代表了当时语文教科书的最高水平。这三套代表性的教科书编写启发我们,小学语文教科书只有体现其教学性,才能具有永久生命力;同时也表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任重道远。

吴研因小学国语教科书选编思想及其价值

民国时期是我国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的转型时期。其间，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发展十分活跃，全国各个书坊共计编写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在选编题材内容以及编排设计等方面，从儿童出发、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选择适合儿童学习的内容、为儿童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

近代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辑特色、编辑方针述论

对任何国家而言,小学国语教材地位都很重要,不仅教学生识文断字,还进行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教育,备受重视,日本也不例外。近代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经历了自由编纂、审阅制度、国定教科书、二战后教科书审阅等4个时期。其中,国定教科书时期最长,对日本教育界影响最大,在编辑方法、编辑方针上很有特色,具有研究价值,对此,国内相关研究还较薄弱。因此,文章拟根据第一手日文资料在对近代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内容梗概、编辑特色、编辑方针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指出其可取之处,并对其谬误之处进行批判,以期为学界相关研究增砖添瓦。

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媒介素养问题——现状、经验及动因初探

媒介素养教育是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它还远未成为教育学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者们关注的课题。随着我国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和推广，“新闻”“媒体”等概念开始出现在教材和教学活动中。然而，与课程标准中多处出现的媒介素养教学内容相比，我国的语文教科书对此理念的落实就显得比较滞后了。

夏目漱石文学与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

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国语教科书中夏目漱石文学教材化的历史,考察战前战后日本国语教科书中收录的夏目漱石文学作品的变迁,探讨夏目漱石文学作品教材化的意义和教育价值。

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媒介素养问题——现状、经验

媒介素养教育是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它还远未成为教育学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者们关注的课题。随着我国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和推广，“新闻”、“媒体”等概念开始出现在教材和教学活动中。然而，与课程标准中多处出现的媒介素养教学内容相比，我国的语文教科书对此理念的落实就显得比较滞后了。

早期新式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世界书写

教科书承载着国家和社会对未来人才的培养理念。20世纪30年代的新式小学教科书不仅奠定了当代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形式,更汲取了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教学理念。教科书文本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环境中,将学生的世界观、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培养寓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发展的视野中。这些做法都值得当代教材编纂者借鉴。

《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的经典化历程

陈鹤琴等人编写的《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在1934年刚出版时被认为很符合儿童心理,20世纪40年代被认为虽然符合不同地区的儿童心理但存在一定弊端,20世纪50年代因受杜威的儿童本位思想影响而存在争议,2000年至今被认为是教育智慧的源泉,尤其是教科书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大单元的编排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对我国日语专业教学的启示

本文以日本2016版光村小学国语教科书为例,详细介绍了该教材读解、听说、写作和传统语言文化等四部分内容,指出该教材的特色在于强调人格与人文精神的培育,注重听说读写一体化能力、实用性语法教学和多样化课堂活动设计等,并由此探讨了国内高校日语专业教学导入日本小学国语内容的可行性。

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科书识字研究

汉字教学是启蒙教育的起点。识字是儿童运用口头语言过渡到掌握书面语言的基本环节,是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开端。民国时期教科书的识字量较低,其分布有的呈倒"U"型,有的持续递增;字序主要依据课文的内容,即字从文;识字教学的方法基本采用随文分散识字。因此当时的教科书识字编排具有一定的特色,重温经典将为现代识字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