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转折、政治角力与女明星的银幕塑形:李丽华与战后香港国语片

本文以演员李丽华在香港的表演创作为讨论对象,采取明星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她在香港不同时期的表演风格及特色,着重探讨不同意识形态对李丽华银幕形象的塑造,并力图揭示李丽华明星形象背后的政治—文化意涵。此外,本文还将分析李丽华在左、右阵营中的流动,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战后香港国语电影界的复杂状况和微妙格局。

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20世纪30年代国语片与粤语片在南洋的抗衡与汇流

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出现后,中国电影划分为国语片和粤语片两个制作阵营。作为中国电影重要的发行市场,南洋成为国语片和粤语片的竞逐之地。在国内政治风云诡谲的30年代,即使在远离中国政权中心的南洋,国语片和粤语片的争夺也暗含了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大众娱乐与精英话语之间的冲突。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国语片和粤语片又会在“中国电影”的框架内为南洋华侨共同构建起一个远高于地方认同的民族国家概念。

五六十年代竞争格局中的香港国语电影工业——兼论邵逸夫与陆运涛之间的竞争

5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国语片中的左右对峙局面逐渐淡化,商业片取代了政治片,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主流。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等大型国语片制片公司登陆香港后,香港国语片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邵氏兄弟”和“电懋”之间的竞争更加白热化。“两大”当家人邵逸夫和陆运涛之间因出身、个性、学历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经营理念,他们从南洋院线业一直“厮杀”到香港制片业,其竞争经过了从良性到恶性再到和解的过程,建构了五六十年代香港国语电影业竞争格局中的一道奇观。

黄金时期的香港国语电影音乐研究

香港文化一方面受到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西方文化的结合造就了独特的香港电影。1949年以后,出现了所谓“三地电影”的概念,这一时期,香港国语片经历了从低潮、发展到鼎盛,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香港电影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与电影发展的同时,电影音乐作为电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随着电影业的繁荣而日渐兴盛。从一开始的直接引用戏曲唱段,到后来的类型多元,香港电影音乐风格和特点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本土特色。

60年代凌波的黄梅调电影:分析其反儒家意志以及跨越性别性欲概念

本文尝试展示战后香港电影的特殊现象(如凌波的易装)、当前跨地域电影制作的方式、当代本土电影批评和当前文化现象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香港电影的制作史,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戏曲中长久以来形成的易装文化问题,并涉及到视觉认同、性别和性欲的相关方式,及其——更集中地说——二战后流离的海外华人形成的接受此类电影的市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黄梅调这种消失的电影类型的当代相关性。

政治命运 影像隐喻 类型符码——“十七年”上海电影对香港电影的观照

二战后,上海电影持续从产业机制、人员资本、影像叙事、类型功能等方面对香港电影给予大规模渗入,持续到大陆新生政权建立、巩固的"十七年"期间,多数情况是上海电影对香港电影全面影响和行业观照。文章以香港国语片代表导演朱石麟《清宫秘史》为例,全面分析其在大陆的政治命运,借助"上镜头性"理论分析其特有的影像隐喻。

探析港、台电影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影人拍摄的夏语电影输入到台湾市场，在夏语片的刺激下，台湾终于拍出了自己的本土电影台语片。60年代，香港的黄梅调电影来到台湾，在香港的技术、人才、先进的制片观念的支持下，台湾迎来了拍摄国语片的高潮，从而使台湾人开始关注自己的电影。80年代，在香港“新浪潮”的挑战和刺激下，台湾掀起了“新电影”运动，这一次台湾电影成了台湾人的荣耀。可以说，香港电影在台湾电影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引导者、开拓者和挑战者的角色，香港电影一直在刺激着台湾电影的发展。

从片种到版本: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国语电影

凭借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语片在香港影坛的地位被推至历史高点。然而好景不长,在遭遇了新兴粤语片凌厉的票房冲击后,受制于自身生产模式和彼时香港本土化思潮的影响,70年代中后期,国语片在与粤语片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作为一类片种所独具的美学特征逐渐蜕变,产量和影响力也大不如前,最终在70年代末,大多转化为港产片概念下香港影视公司为获得商业收益、满足不同电影发行市场需求的一种声音版本。

宫廷、江湖到市井——邵氏国语古装类型片流变与香港文化身份转化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移植美国古典电影片场制度,制作高度分工,摄制流程的各个环节都以生产装配线的方式处理,量产各式各样的电影类型,供应辖下院线,因而有了"东方好莱坞"的美誉.邵氏兄弟采用明星制度,打造形形色色的古典美人、青春玉女、武林大侠、功夫高手,疯魔万千影迷.其电影类型随着卖座风潮转变,向来不拘于一格,但是利用棚景与户外搭景,深具片厂风格的古装片,却无疑是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主流.

从战后电影到左派电影——朱石麟与龙马影片公司研究

龙马影片公司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影坛的重要制片机构,本文拟梳理"龙马"的历史,对其不同阶段的商业策略、制片方式及创作情况加以分析,通过对《花姑娘》《误佳期》《江湖儿女》等影片的文本细读,并结合费穆、朱石麟等"南来影人"的离散情结,力图深入剖析"龙马"出品影片的艺术风格与思想观念,指出"龙马"在50年代香港影坛的独特地位及重要意义。

冷战、现代性与离散情结——兼论“南下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由内地赴港的"南下影人",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特殊的创作群体。他们的资金、技术和创作手法,提高了香港电影的制作水平,改变了香港电影工业的格局,推动了香港电影在战后的发展和变革。"南下影人"在作品中不断回望上海及其电影传统,体现了强烈的离散情结;他们在陌生的市场中调试、妥协,回应了香港社会的现代化等新的议题。在文化冷战的背景下,"南下影人"发生分化,形成"左""右"两个阵营。借助冷战的历史框架,"南下影人"的身份定位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将获得新的评价。

激变中的重组与转型——从永华影业公司的兴衰看20世纪中期香港电影工业

成立于1947年的永华影业公司,是战后香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制片机构之一。该公司在战后利用上海的资本、人才在香港拍摄国语片,体现了沪港电影之间的密切关联。在市场格局变化、内部纷争及粗放经营等因素的影响下,永华影业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初陷入困境,即便改组亦未能挽回败局,其短暂的历史交织着商业、艺术与政治的博弈,体现了文化冷战对于战后香港国语制片界的深远影响。

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易文与战后香港电影

本文以易文1949年之后在港的电影活动为中心,结合亚洲影业有限公司、新华影业公司、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等制片机构的市场运作及意识形态策略,分析冷战背景下香港右派影人的创作实践及其影片的文化特质,并尝试以易文为个案,探讨“南下影人”的离散情结及其作品与上海电影传统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其作品对待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态度,进而在文化冷战的框架下对战后香港电影的文化政治做出新的阐释。

“十七年”时期内地香港跨境电影放映热点事件重溯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再上新台阶,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新风貌。此时香港地区电影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国语片粤语片产量可观,“东方好莱坞”正平稳起锚。然而受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及冷战格局的影响,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电影并不能完全畅通无阻地交流,因而两地观众也自然格外珍视在大银幕上看到彼方电影的机会。通过那些跨境放映的电影,两地观众可以一窥远方同胞的生活状态,了解其价值观,从而在心灵深处架起一座座无形的文化与感情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