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货周刊》解析“国货年运动”

近代国货运动阶段性明显,呈现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趋势。学界偏重对整体中的某一侧面进行考察,纵向比较分析虽偶有着墨,但都比较笼统,史料也欠详实。《国货周刊》与30年代的国货年运动相始终,集中反映了这次运动的历程与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国货年运动是近代国货运动的最高峰,无论是组织领导的严密性、宣传形式的多样性,还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运动开展的深入性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次。

“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

以上海为中心的国货年运动 ,并未获致与洋货竟胜市场和减少外贸入超的预期利益 ,民众的崇洋心态构成了民族产品市场的重大阻力之一 ,而此种心态的形成 ,则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

“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

以上海为中心的国货年运动 ,并未获致与洋货竞胜市场和减少外贸入超的预期利益 ,民众的崇洋心态构成了民族产品市场的重大阻力之一 ,而此种心态的形成 ,则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以及消费风尚籍商品广告和人员流动而广播蔓延不无关联。

潘文安与民国时期《申报·国货周刊》研究

民国时期国货年运动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批国货报刊,《申报·国货周刊》是其中办刊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国货报刊。《申报·国货周刊》主编潘文安具有编辑报刊的丰富经验和社会阅历。通过业缘关系,潘文安网聚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媒体、教育界众多优秀的作者,为刊物的成功创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潘文安参与、发动和引导了国货年的各项运动,为《申报·国货周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申报·国货周刊》也对国货年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媒介、编辑和社会运动实现了良性互动。《申报·国货周刊》主编潘文安的编辑素养和业缘关系是刊物顺利创办并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

“国货年”运动与社会观念

1933到1935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国货年运动,并未获致与洋货竟胜的市场和减少外贸入超的预期利益。民众的崇洋心态是构成了民族产品市场的重大阻力之一,而此种心态的形成,则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消费风尚、商品广告和人员流动而广播蔓延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