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卖国贼”问题中的传播因素研究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卖国"的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国人对"卖国贼"问题的大讨论。人们在传播中日密约事实性信息的同时,也随之传播签约人责任问题的价值性信息。当国人把"卖国贼"问题从专业术语转换成政治话语后,"多数意见"的社会压力和政府的免职行为,使"沉默"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成为朝野一致认同的"卖国贼"。

大众传媒与五四运动“内除国贼”目标的确立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受北京政府委派，以个人身份在巴黎进行民间外交。但梁启超的外交活动被许多人误解，国内一些报纸刊发文章，抨击梁启超亲日卖国，从而激发了大众传媒声讨“卖国贼”的高潮。巴黎和会以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虽然卖国，但由于他们的行为不被人们知晓，人们没有视之为“卖国贼”，到和会召开时，三人的卖国行为渐为人知，他们也成为五四群众运动中声讨的直接对象。

西原借款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身份再考

在近代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二十一条”是日本“北守南进”侵华图谋的重要实践。大隈内阁的武力侵华失败之后,寺内内阁转换策略,以西原借款为中心极力推行经济侵华,网罗了大量“二十一条”都不曾获得的新利权,在此过程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与有力焉。五四前后,反日派指证曹、陆、章“卖国”的证据既有符合事实者,亦有以讹传讹者,而曹、陆、章自辩“无回扣”“收回山东利权”之言辞,既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亦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故而,西原借款既是坐实曹、陆、章“卖国贼”身份的主要证据,也是上承“二十一条”、下启五四运动的关键环节。

五四运动中山东人民“外争青岛,内惩国贼”目标的提出及实现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青岛、山东问题,山东人民对这次运动的反应最为敏感,响应最为积极,斗争最具特色,已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公认。

在汉奸卖国贼灵魂的折襞里游刃──王任叔抗战戏剧的创作

在汉奸卖国贼灵魂的折襞里游刃──王任叔抗战戏剧的创作袁少杰王任叔在“孤岛”时期，总共经历了三年零四个月，这是他生命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在血与火的砺炼中，在白色恐怖，艰难险阻的考验面前，在号寒啼饥的生活煎熬里，他为抗日奔走呼号，联络组织各界，培养输送革命...

从《济南》看张春桥的卖国贼嘴脸

老投降派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写过一篇黑文《济南》(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一九三五年一月号)。这篇黑文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张春桥卖国贼嘴脸的大暴露。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九·一八”事变后。

政争:五四时期“卖国贼”人选的政治由来

五四运动期间,曹、章、陆作为"卖国贼"被打倒,从表面看是全国民众自发的行为,是民心所向的结果。然而细究之下,他们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还与五四运动前夕的政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广州军政府对政权合法性的争夺导致中国代表团的内讧,国民党人对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的攻击揭开了声讨"卖国贼"的序幕,研究系对新交通系的外交问责,抓住了曹、章、陆的软肋。国民党与研究系在政治上虽是宿敌,但在打击段祺瑞势力上存在着共同需求。在两者的引导和夹攻之下,曹、章、陆便成为全国"合意"的"卖国贼"人选。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卖国贼”背后的故事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针对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条”漩涡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亲手痛打卖国贼章宗祥

“五四”运动爆发之日,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曾身历其境,亦亲进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和毁物焚烧,动手打过卖国贼章宗祥。 1919年5月4日,北京气候不冷不热。下午1时,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其中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齐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每人手执小旗,旗上写着“拒绝和约签字”,“

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的再探讨

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及北洋政府对内压榨对外妥协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由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十月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这些为学术界所公认并多有论述。另外还有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那就是留日学生爱国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也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就所见到的史料来说明这一问题。

近代中国外交的两难困境——“李完用”污名释义

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因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而在邻邦中国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清末以降,历届政府领导人和反对派领袖以及中外交涉当事人,常常因外交问题被冠以"李完用"的骂名。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自戊戌变法之后朝野各方对海外势力的广泛和深度依赖;一方面也源于朝野各方对民族主义资源的争夺和利用。由此造就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加剧了政府与民间在外交问题上的对抗状态,导致各政治势力特别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流失,压缩了外交回旋余地;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在整体态势上对外保持较高调门,避免了中国重蹈李完用统治下的朝鲜的覆辙,最终通过抗争而不是屈服的方式迎来了新生。

日本要求“土地商租权”与中国官民的抵制

"土地商租权"是日本在"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中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所要求的。袁世凯政府于"民四条约"签订后接连发布《惩办国贼条例》、《商租地亩须知》等行政命令限制日本条约权利进行抵制。这一做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有体现,即发布了《土地盗卖严禁条例》。其间东北地方政府和民众也进行了抵制。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

五四风暴席卷入闽

80年前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发生的.它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运动,它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曾国藩洋务思想变化探析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初入官场的曾国藩恪守"夷夏大防"的思想,对"夷务""嗤之以鼻".60年代他积极主张"师夷长技",率先筹建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积极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同时在"借师助剿"、"阿思本舰队"、开矿等问题的处理上,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热院.然而1870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妥协退让,被舆论斥为"卖国贼"、"汉奸".何以一个人的思想前后会如此不一致,如此矛盾呢?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启发公众理性思考——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公共辩论,求真比求胜更重要》评析

评论是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针对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议论,讲道理,直接发表意见的文章,是媒体承担媒体职能打造媒体品牌的重要利器。评论价值包括对新闻事件再传播及对新闻中蕴含的值得阐发的对受众有启发、重要或新鲜的思想观点的挖掘提炼及传播。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公共辩论，求真比求胜更重要》具有等特点，是一篇优秀的评论作品。

曾国藩是爱国者

曾国藩,这个曾经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也因首倡办洋务而开中国近代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之为汉奸、卖国贼,对他的研究也成为禁区,谁也不敢触及。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开放思想,已有人涉足这一禁区,开始研究曾国藩,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得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对于他头上戴的“汉奸”的帽子,却仍然没有人敢于触动。因为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印象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谁愿意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陈大悲在话剧萌芽时期的贡献

“五四”文学革命犹如汹涌澎湃的怒涛呼啸着、奔腾着冲进了小说、诗歌和散文领域,使昔日的面貌为之一变,而戏剧领域里的变革显得要迟缓一些。胡适在写了《终身大事》之后,又把精力转到了别的方面,实际上是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在这个时期里,戏剧领域最活跃的人物要算陈大悲了。也就是说,陈大悲的活动填补了现代话剧萌芽时期这段历史的空白。

近年来李鸿章研究综述

近年来,李鸿章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一方面,大批研究论文见诸报刊,李鸿章研究专著《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一书正式出版。尤其是1988年在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召开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召开的专门研究李鸿章的学术会议,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接着在1989年山东东营召开的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上,李鸿章又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热门人物。此次大会代表们提交的29篇人物研究论文中,研究李鸿章的就有12篇。可以说李鸿章研究。

新论五四运动中的商人罢市

1919年6月波及全国各地的罢市风潮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一起,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最高峰。也正是商人与其他各界的这种主动、积极与坚决的斗争,才迫使北洋政府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商人罢市评价过低。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点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