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监管改革步入新阶段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日前公布,明确构建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工作体系。国资监管改革正步入新阶段。职能转变“管资本”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实施意见》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管资本、如何管资本等一系列问题,是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行动指南,必将有力促进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以管资本为主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管资本为主进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为准自然实验契机,运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有助于国有企业提高效益效率,提升创新能力,做强主业实业,降低企业风险;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等方式提升国有企业绩效;与较低行业竞争程度以及较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相比,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更有助于提升较高行业竞争程度和较大规模国有企业的绩效。

国资监管改革、次贷危机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动态变化

本文基于2003-201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投资效率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效率随国资监管改革显著改善,但在次贷危机期间有所降低。融资约束增大会加深投资效率下降,国有控股则有助于减轻投资效率的下降。随政府控制层级的降低,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效率逐次降低,省级政府控股企业的投资效率随改革进程的变化最为显著。控股权性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呈减弱趋势,这反映出市场的有效性逐渐增强。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视阈下国资委的性质定位

对国资委性质的既有分析及相应的制度设计遵循的是“从国企改革到国资委”的经验性思维路径,这一思维路径虽体现出了问题导向,但难以为国资委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稳定的理论支撑,并容易侵蚀国资委功能上应有的独立性。无论是“出资人代表理论”“出资监督人理论”还是“双重属性理论”都未直接回答国资委本身的性质定位问题以及“代表”“监督”的正当性基础问题。域外国资监管改革中类似国资委的机构通常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把国资委定位为国家经济调节机构则可以对国资监管体制进行比较合理的解释。作为国家经济调节机构,国资委享有的是一种横贯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国家经济调节权。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来自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的经验证据

推动国资监管体制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是新一轮国资改革的关键方向。本文基于沪深A股数据,以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简称“两类公司”)的组建为切入点,以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机制分析表明,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过度投资抑制机制、“脱实向虚”纠正机制间接提升了国企抗风险能力。异质性分析显示,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效应还受行业、区域、公司治理因素影响。行业维度,垄断性、高技术行业的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效应更强;区域维度,央企与东部地区国有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升效应更强;公司治理维度,具有较高混改程度、内部控制水平、独立董事比例、股权激励程度的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效应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