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与国防方针的修订及外交政策选择(1922—1936)

1907年在日本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海军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军备标准国而进行军备。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确立的"海军假日"时代背景下,海军与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渐形成双重外交机制,渐趋染指日本外交政策的选择,并最终在1936年迫使日本政府退出既有海军裁军体系。此举表明,政府已经无法有效控制海军,形成军事优位体制。海军最终凌驾于政府之上形成"超法律的野蛮支配权"的非合理状态。

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帝国国防方针》与中国东北

19世纪末,日本基本确立了旨在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为了进一步明确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于1907年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其主要宗旨是以"攻势战略"来替代"守势战略"。该方针以俄国、美国为假想敌国,不仅全面阐述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防御俄国的军事战略,而且还对日后在东北所要获取的重要利权提出了具体方案。这一企图全面扩大日本在东北权益的《帝国国防方针》,是日本业已形成发展的大陆政策的具体表现。

近代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及第一次修改探析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经济的发展,军事上先后战胜中国、俄国,在"海外雄飞"的路途上疾进。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便是要完成对外扩张所确定的目标,其后的历史证明近代日本政治与军事发展轨迹正是沿国防方针及其修订后所确定的方向而发展的。

试论近代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三次修订

1907年日本初次制定国防方针,后经过1918、1923年两次修订,至1936年第三次修订,修订后的国防方针明确日本南北并进的军事策略,此后日本政府成为军部制定政策的执行者。可以说,国防方针的具体内容体现了此后日本的国防战略,成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指导方针。

国防方针与明治末期日本国防政策的困局

为了维护和扩大日俄战争后所获得的在满韩权益,日本在1907年制订了帝国国防方针,较为详细地规定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扩军标准和作战纲领。国防方针使日本明确了战后经营的思路,确定了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加紧进行军备建设的国防政策,并对统一陆海军的战略思想、协调各军种战时协同作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制订过程的先天不足,以及其所要求的军备计划过于庞大,最终导致日本的国防政策在明治末期陷入困局。

近代日本海军的对美战略观——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为中心

日本于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经1918年、1923年和1936年3次修订,成为其制定对外侵略政策和扩充军备的重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海军一直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强调要保持对美7成比例、“舰队决战”战略。日本制定及第一次修订《帝国国防方针》时,美国虽为日本海军的假想敌国,但只是后者扩充军备的参照国而已,至第二次修订时,美国成为日本海军战略的对象国。1936年日本海军“南进”战略施行时,美国已成为其必战国。可以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与修订,清晰地反映出日本海军对美战略观的确立与变动过程。

“田中奏折”与《帝国国防方针》的相关性论考

从20世纪20年代"田中奏折"被揭露出来的那一刻起,围绕着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被历史演进验证了的"田中奏折",其文本的真伪之争却成了一桩历史悬案。"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一位"三朝元老",探究与田中有关的历史事件,只关注他出任首相的昭和年间显然是不全面的。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背景考察,基于对《田中义一相关文书》等文献的收集、整理,重点考证"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谓"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提案人和《帝国国防方针案》撰稿人;《帝国国防方针》经过大正、昭和年间三次修订,是一个明确阐述了当时日本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田中奏折”与《帝国国防方针》的相关性再考——田中手稿《帝国国防方针案》朱批释读

田中义一手稿《帝国国防方针案》原件,是一份带有朱批的文献。通过整理、翻译、释读这些朱批的内容,并参考、核对与该文献有关的其他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得出结论:田中手稿和留在手稿上的山县朱批,昭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史实,即与"田中奏折"核心内容高度契合的《帝国国防方针案》,经山县有朋未伤原意、不改宗旨、加批整理之后,密奏给了明治天皇。所谓"山县密奏",正如日本学者所言,"这实际上是田中所为"。该案上奏明治天皇后立刻得到了"圣准",并在短时间内据此制定出正式的《帝国国防方针》。其后,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三次修订,它始终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国策,作为"帝国军队之神髓"和"确定不易之准绳",得到了忠实贯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从文献考据的角度解读相关文献,无疑会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浅析国防教育方针和原则的基本内涵

国防教育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方针,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教育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正确理解和把握国防教育方针原则的基本内涵,对于新形势下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推动国防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33年国防作战计划

1933年5月30日《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与热河的占领,并失去了河北十九个县和两个设治区的实际统治权,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在此情势下,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国防作战计划》。本刊曾于1987年第四期与1988年第一期刊登过国民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乙案,现将1933年的国防作战计划公布,以供史学界同仁参考。

“九·一八”事变与“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制订了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其核心是“满蒙”政策。日本在基本实现“大陆政策”的第一期侵略目标(吞并朝鲜)后,立即着手为实现第二期侵略目标(独占“满蒙”)进行各种准备。“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第二期目标的基本实现。事变的结果,不仅使日本实现了既定的侵略目标,而且又以“满洲”为基地,准备实现第三期侵略目标,即征服全中国乃至称霸亚洲。

浅谈一战后日本的军事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总体战战争形态、裁军压力和民主运动的巨大冲击,日本军部高度重视军事近代化建设,一面固守其特权地位,一面顺应世界潮流,在裁军的名义下推动政府着力进行以军事近代化为主题的军事改革。此次军事改革提高了日本军事的近代化水平,对总体战也有一定的认识,但内部还无法真正统一思想,陆海军战略战术思维依然受传统军事思想束缚,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充分性。此次军事改革成为诱导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大规模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远因。

试论日本参加华盛顿五国裁军会议的目的

华盛顿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在世界现代史上曾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这个专题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远东太平洋问题方面,很少涉及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限制海军军备问题。

试析新时期国防战略方针的调整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与国防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21世纪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适时地调整了指导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战略思想。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此提出了符合现代化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三者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反映了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主题和战略构想,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近代日本海军对美7成比例问题探析

1922年华盛顿会议至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确定的日美海军军舰比例,因受制于美国不许日本海军达到对美7成比例,在日本国内引发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认为伦敦海军会议确定的日美军舰比例是日本军事战略失败的起点。重新审视战前日本右翼势力蛮横要求海军保持对美7成比例,反观今日日本海军不断扩充,可以窥知战前日本扩军的路径、对美7成比例的思想仍在影响着今日日本的军事战略思想。文章拟就近代日本海军对美7成比例制定的战略意图、根据及影响做出分析评述,以期中日两国能够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共促和平发展"。

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

近代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到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臻于完善,并最终伴随着战败而崩溃。以“明治宪法”为核心,日本确立了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的政军体制;统帅权独立制、帷幄上奏制以及1900年规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成为其军国主义制度的重要体现。甲午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实行的“大本营”与“御前会议”,是战时确立的决策体制;战后制订的国防方针,则是其对外军事战略。作为明治时代的政治与军事遗产,它深刻影响着此后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军政制度与决策体制有所改变;国防方针亦经过三次修改,最终在1936年8月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世界战争战略和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侵华政策。七七事变以后,日本迅速走向全面侵华战争,恢复了“大本营”“御前会议”制度,并实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决策体制,推行以解决“中国事变”为名的侵华政策;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又推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策体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近代日本经过不断演变而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

近代日本海军对美作战构想的演进与航空母舰建设

1907年日本制定《帝国国防方针》,明确其海军将美国视为第一假想敌国,奉行"大舰巨炮主义"与"舰队决战思想",开始加速扩军进程、致力于战列舰的建造,并率先尝试建造航母。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海军对美作战构想由"舰队决战"具化为"渐减邀击作战",航母在这一构想中作为重要的辅助战力受到日本海军重视,逐渐成为其重点建设对象。1936年随着"海军假日"时代的终结,日本海军加大航母建设力度,组建了航母机动部队,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跻身世界海军强国之列,具备了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争霸的实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在山本五十六的航母集中运用理论指导下由"渐减邀击作战"转向"连续作战",虽然通过偷袭珍珠港占得先机,但由于日美两国工业潜力的差距,日本海军最终不敌美海军、走向覆亡。

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

近代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到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臻于完善,并最终伴随着战败而崩溃。以“明治宪法”为核心,日本确立了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的政军体制;统帅权独立制、帷幄上奏制以及1900年规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成为其军国主义制度的重要体现。甲午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实行的“大本营”与“御前会议”,是战时确立的决策体制;战后制订的国防方针,则是其对外军事战略。

日本陆军史(三)

防务会议之诞生 对于根据帝国国防方针,陆海军膨大的增强军备之要求,日俄战争后之日本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经过以陆海军之军备竞争为主要原因的多次政变,大正二年(1913年)二月,成立了山本权兵卫内阁。山本首相接受了政党的要求,不顾陆军之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