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争议解决中的税收确定性及中国方案

追求税收确定性在国际税收争议解决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社会积极探索效率与效力兼具的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以提高税收确定性。目前所推行的国际方案基本沿着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两大路径进行改良,但在提升确定性的效果上瑕瑜互见。中国应当主动参与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改革历程,考量主要国际方案在两大路径下保障税收确定性的优势与不足,推动多边化、高效率、约束力、多维度等元素的有效融合,从国际税收合作、创新争议解决方式、强化税收征管体系等方面构建中国方案。

数字化时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数字发展促使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形式多样,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实现了具体争端解决步骤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容易引发国际商事领域新型争端,但总体上促进了国际商事实体规则向前发展。数字化时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困境是协商谈判的阻碍因子增多,数字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均衡限制争端解决的发展,数字公正的问题以及新兴领域争端解决实体规则滞后。对此,可以提高对争议解决数字产品的熟悉度和使用率、促进数字技术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融合、完善程序规则、加强数字公平、完善实体规则。

国际税收争议解决程序的革新

目前,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主要方法是相互协商程序和仲裁程序。在相互协商程序中,主管当局只有义务“设法”解决争议,没有义务必须解决争议,因而很多争议在相互协商程序中得不到解决。国际税收仲裁也存在很多缺陷,至今没有一起国际税收争议是通过仲裁解决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国际税收争议解决程序进行革新,并建立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构。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

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争议大量产生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这一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重要国际法原则。本文从横向角度,分全球、区域和双边三层次分别对比考察该原则在当今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地位和各国对此的态度,最后提出我国应对该原则采取灵活务实态度,区分投资争议的种类和性质以确定是否要求先用尽当地救济。

香港地区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实现路径

香港地区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具备独特的优势。然而,一方面,外部势力干预给香港地区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香港地区面临来自亚太各国家和地区的其他竞争者如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的严峻挑战。同时,区域争议解决和法律服务市场竞争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国内其他地区同样计划打造亚太地区国际仲裁中心的情况下,应形成中央与香港地区合力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局面。香港地区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契机,自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早日形成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创造条件。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制评析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制具既有很多优势,也有一些局限,应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改革行政理事会主席产生方式、修改法律适用规则、建立独立财政机制、建立上诉机制等。为充分利用这一仲裁机制,我国应建立健全国内的法规制度、撤销对有关公约的保留,并在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更多引入这一仲裁机制。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也有发展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程序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实体方面不断拓宽案件受理范围。"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发展变化也给我国带来一些问题:不断扩大"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管辖权可能会损害国家经济主权,逐渐放弃"逐案审批权"可能引发投资者滥诉。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国今后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应规定"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设置"重大安全例外"条款以缩小"中心"的管辖范围,注意"中心"与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协调。

浅谈“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管辖权问题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构诞生以来,以其特有的优越性,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解决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投资争议中,大有取代一般国际商事仲裁的趋势。我国已于1992年正式加入《华盛顿公约》,从而也可以利用该仲裁机制。为了更好地利用其为我国服务,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其中,管辖权问题作为其运行的基石,更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国际足联争议解决庭对雇佣合同相关争议的管辖权问题——以巴西球员诉大连阿尔滨俱乐部为例

足球运动的全球化、商业化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足球争议,而国际足联解决足球争议已成为国际足坛争议解决最权威的方式。近些年来,众多涉及球员与俱乐部间相关雇佣合同的争议纷纷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其中国际足联争议解决委员会对此类纠纷的管辖权问题更是频频引发争议。通过分析巴西球员诉大连阿尔滨足球俱乐部一案,认为国际足联争议解决委员会应明确对相关雇佣合同争议的管辖权,从更广泛的背景和不同的角度审理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相关雇佣合同的争议,避免重复采用以往的裁决标准,影响裁决的公正。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 SID)与中国

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加入《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后，在利用“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时，所应采取的对策。

论国际税收秩序演进中的法制输出

法制输出是发达国家建立和维系传统国际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以国际税收信息交换制度、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和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发展为代表的国际税收秩序演进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由发达国家以经合组织为平台,通过法制输出推动其国内立法国际化,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国际标准这一传统路径。与“长臂管辖”或“国内法域外适用”相比,法制输出不仅有利于形成输出方旨在实现的国际标准,而且可以避免与他国法律效力之间的冲突。法制输出背离了国际法的生成逻辑。在当下国际税收秩序变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充分认识法制输出对国际税收秩序走向的影响,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秩序变革进程中的主体意识;提升涉外法制建设的广度和深度,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构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税收治理新平台。

WTO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WTO争议解决机制与主要的国际经济争议解决方法的比较,表明WTO争议解决机制是不能为其他争议解决方法所替代的。WTO争议解决机制具有解决国际经济争议方法的综合特征,而其中司法化特征最为明显,文章从六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其司法化特征。

国际足联DRC和国际篮联FAT裁决制度之比较

国际足联和国际篮联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其内部仲裁制度的发展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极大促进了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裁决能否上诉至CAS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对国际足联DRC和国际篮联FAT的裁决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我国篮协和足协的内部争议解决制度的构建以及运动员权益的维护具有借鉴意义。

国际经济法综合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 )。 ①国际经济关系 ②国际民事关系 ③国际货物买卖关系 ④国际税收关系 2.古罗马时期,罗马法中的( )调整的是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的贸易关系。 ①《法学阶梯》 ②《万民法》 ③《市民法》

国际税收争议的投资仲裁解决进路及对税收仲裁的启示:英国凯恩公司诉印度案分析

由于现行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内在不足以及国际投资仲裁的勃兴,晚近出现了以国际投资仲裁作为解决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方式的趋势。2020年12月21日,国际仲裁庭就英国凯恩公司诉印度涉税投资仲裁一案作出裁决,印度政府败诉。这一案件是运用国际投资仲裁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范例。投资仲裁蕴含的法理对我国应如何对待税收仲裁有重要的启示;凯恩案件背后蕴含的规则对税务机关和我国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纳税人也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

国际商会在调整和促进国际商业交往方面已有近80年制订规则的经验。这些规则包括争议解决规则，用来解决贸易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争议。《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即代表了国际商会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是由来自75个国家的商业团体代表与争议解决专家商讨的产物，目的在于为商业伙伴提供一种最符合其需要的友好争议解决方式。规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认为最适于解决争议的方法。若未对采用何种方法达成协议，则采用调解。

《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评析

国际商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ICC)于1920年成立于法国巴黎，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民间组织。ICC自成立时起便一直致力于国际商贸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因而在处理国际商事争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ICC内部设有国际仲裁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简称ICA)，并制定有比较完备的仲裁规则，但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方面，ICC并未将目光仅局限于仲裁这一种方式上，而是始终关注仲裁以外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作用，并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为争议当事人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实现圆满解决商业纠纷的目的。2001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The ICC Amicable Dispute Resolution Rules，以下简称《ADR规则》)便代表了ICC在这方面努力的最新成果。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仲裁与内国法院的关系

《解决国家和其他国家国民间的投资争议公约》(下称《公约》)和《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中心仲裁的自治性质,使国际中心仲裁完全独立于各国法律制度之外。《公约》第44条规定:"任何仲裁程序应依照本节规定,以及除双方另有协议外,依照双方同意提交仲裁之日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

ICSID仲裁庭管辖权新近发展动向及其改革初探

当事人书面同意是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仲裁庭取得管辖权的基石。在现行ICSID解决投资争议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通过对"同意"进行扩张解释来扩大自身的管辖权,这种做法导致东道国和投资者的利益失衡,对东道国的主权构成了挑战,因此,应通过建立专门的管辖权先行审查制度、建立上诉机构、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和合并管辖等方式对ICSID管辖权制度进行改革。

“单边”制裁的法治破局

就某些西方国家和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我国和我国公民和组织进行“单边”制裁的状况,我们的应对可分为三个层次,短期策略是公布并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直接针对“单边”制裁,采取反制措施;中期策略是完善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组织合法权益;长期策略则是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机制和相关路径,突破西方对我国的遏制和打压,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