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

国际人格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它并没有把非政府组织排除在外。实际上,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决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人格。非政府组织"民间性"的特征决定了其法律人格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不应以此否认这种人格的存在。本文从国际人格的概念说起,分析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从而引出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并指出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人格是在其与国家、政府间组织的国际合作中产生的。

论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生成

随着国际组织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兴起,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问题在当代国际法问题研究中日益凸显。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源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实践,目前仍处于逐步发展的过程之中,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笔者针对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的生成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重点分析了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的生成基础、生成过程、生成机制和生成后果,初步揭示出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的基本生成规律。

迷你国际人格五因素量表(Mini-IPIP)的修订

目的:对迷你国际人格五因素量表进行修订和信效度检验,为量表的使用提供依据。方法:根据心理测量中量表修订和评价程序对Mini-IPIP量表(英文版)进行翻译和回译,使中文版尽可能接近原量表,然后再对其进行预试验和译文再修改。将修订好的量表Mini-IPIP对55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评价其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量表分半信度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结果:内容效度:对Mini-IPIP量表的20个条目进行了翻译和回译,并对大学生进行了预试验,完成量表内容的修订。结构效度:SPSS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五个公因子,可将Mini-IPIP量表分为五个维度,与原量表的理论结构相一致。结论:根据数据结果分析显示,MiniIPIP中文译本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可以作为人格测量的一个有效测量工具。

论接受台湾“归还”的“国际人格者”及其变化

伴随台湾二战后由日本"归还"中国,接受这一"归还"的"国际人格者",亦经历了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基于中国政权发生实质性更替的客观现实,遵循了国际法原理和政府继承规则,具有毋庸置疑的事实基础和法理依据。该问题上的继承关系具有某种复杂性,其症结在于美国等国违反国际法原则,出于争霸野心和反对共产主义的需要而控制台湾,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国际人格者",法理上是台湾"归还"的当然接受者,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同。其所展现的历史大势,昭示了台湾的未来归宿和惟一出路,这就是祖国完全统一的光明前途。

次国家政府的国际法律人格探讨——兼论我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事务问题

伴随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发展,国际上出现了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争议。次国家政府的概念及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次国家政府可以成为派生的有限国际法主体有着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我国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可以借鉴西雅图模式赋予台湾地区在特殊情况下的一定的国际法律人格。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限制性评析

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活动越来越频繁,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它们至今仍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不能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这必然会影响和限制其作用的发挥。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和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人格的受局限性,得出尽快赋予其国际法主体资格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充分发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影响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欧盟国际人格的演进——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里斯本条约》

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尼斯条约》,虽然欧洲联盟的法律人格从无到有,法律能力也不断增强,但历次条约并没有明确规定欧盟法律人格,也没有对欧盟在国际条约缔约权、经济制裁、外交承认与代表领域的权能范围做出明确规定。《里斯本条约》第47条明确赋予欧盟法律人格,结束了欧盟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尼斯条约》以来"身份不明"的历史。条约其他有关条款也从国际条约缔约权、经济制裁、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外交承认和代表,以及国际责任五方面对欧盟法律人格做出具体规定。自此,欧盟对外将"以一个声音说话",欧盟的对外行动将更有效、更透明、更民主,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将更具一致性和影响力。但《里斯本条约》在欧盟法律人格的规定上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国际责任的规定不够彻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权能不够明确,欧盟内部机构职能划分不够清楚等。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在决策层面的滥用探讨

一般来说,由于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成员国不应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成员国在决策层面通过有效和压倒性控制的方式滥用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则必须刺破"国际组织的面纱",由成员国承担共同或连带责任。关于国际组织的"主要责任"和成员国的"次要责任"赔偿顺序问题,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理应有权自主决定援引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的先后次序。次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处理求偿要求方面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这是保障受害国求偿的程序性权利及其损害能够得到及时、公正、合理补偿的应然要求。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环境法律人格研究

法律人格的确立是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获得国际环境法主体地位,参与国际环境法律事务,享有国际环境法律权利承担国际环境法律义务的基本前提。本文从国际法主体和国际环境法主体的概念出发,通过对国际环境法主体确立和发展的历史、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及其在国际环保事务中的独特作用、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环保实践的情况等的分析,论证了确立非政府组织国际环境法律人格的必要性。

谈《里斯本条约》下的欧盟国际法律人格

《里斯本条约》第47条赋予欧盟法律人格,结束了欧盟从《马斯特里赫特》到《尼斯条约》以来"身份不明"的历史。自此,欧盟对外将"以一个声音说话",欧盟的对外行动将更有效、更透明、更民主。但是,《里斯本条约》在欧盟法律人格的规定上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例如,国际责任的规定不够彻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权能不够明确,欧盟内部机构职能划分不够清楚等。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滥用与成员国的责任

长期以来,成员国应否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存在较大争议。这一问题不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都涉及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问题。从本质上而言,如果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成员国不应对国际组织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在此情况下,必须刺破"国际组织的面纱",由成员国承担共同或连带责任。关于国际组织的"主要责任"和成员国的"次要责任"赔偿顺序问题,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理应有权自主决定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的先后次序。次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处理求偿要求方面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个人国际法律人格的理论考察与实证分析

在国际法中,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与国际社会的结构嬗变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密切关联的。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随着国际法律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个人已具有有限的国际法律人格。国际法律人格的多样性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在决策层面的滥用探讨

一般来说,由于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成员国不应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成员国在决策层面通过有效和压倒性控制的方式滥用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则必须刺破"国际组织的面纱",由成员国承担共同或连带责任。关于国际组织的"主要责任"和成员国的"次要责任"赔偿顺序问题,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理应有权自主决定援引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的先后次序,而不是其相反。次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处理求偿要求方面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这是保障受害国求偿的程序性权利及其损害能够得到及时、公正、合理补偿的应然要求。

论国际组织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是任何法律实体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本保证,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该国际组织在国际上甚至在国内法上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首要条件。本文主要是探讨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问题,从国际法律人格的含义说起,对国际组织拥有国际法律人格及相对应地其拥有的国内法律人格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扩展性地论述,并对非成员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

从《欧洲宪法条约》再论欧洲联盟的国际法律人格

欧洲联盟的国际法律人格问题由于《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缺失,自该组织成立以来一直富有争议。本文作者在1998年第6期《法学评论》中撰文认为当时欧洲联盟不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但将来的实践有可能改变这一法律状况。本文在描述欧洲联盟组织特色和相关争议的基础上,立足于国际法院关于在为联合国服务而受损害的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所确立的国际法律人格的三项标准,结合经《尼斯条约》修正后新的《欧洲联盟条约》的基本规定和欧洲联盟对外关系实践进行实证考察,得出结论认为欧洲联盟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已经逐步取得国际法律人格,并探讨《欧洲宪法条约》对此问题的新发展及对欧洲联盟国际法律人格未来的影响。

人格障碍的遗传度及父母之间的交互作用

目的:从群体的角度研究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PD)的遗传度及父母在子女人格障碍发生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方法: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的25所中学,对抽取学校的所有高三学生(N=9892)及他们的父母进行调查(其中人格障碍病例组共181人,对照组共2605人)。以国际人格障碍检查表(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Disorder Examination,IPDE)、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Diag-nositic Questionnaire-4,PDQ-4)、父母养育方式问卷(Egma Minnenav Bardndosnaupp for-stran,EMBU)和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为工具,利用现况研究资料和病例对照研究资料,计算人格障碍的遗传度并分析父母在子女人格障碍发生过程中的交互作用。结果:总体PD的遗传度>0.7,各组PD的遗传度均>0.3。单独父亲人格障碍与子女人格障碍的关联强度比值比为12.9;单独母亲人格障碍与子女人格障碍的关联强度比值比为3.3;父母同为人格障碍与子女人格障碍的关联强度比值比为123.2。结论:遗传因素在人格障碍的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父亲和母亲对子女人格障碍的发生具有交互作用。

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工程案分析——从国际条约法的角度

一、案情简介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流传着改造"母亲自然"的说法,前苏联领导人 Leonid Brehnew 首次提出将西伯利亚的三条河流改道,通过在这些河流上建坝,将水引入遍及全国的灌溉渠,以灌溉沙漠。虽然这一想法在当时没能实现,却推动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多瑙河上修建水坝的念头。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个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主体再探讨

自1919年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诞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个人仅是作为国家这个单元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然而,在日益互联的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政治意识和自我意识被激活的个人参与到国际政治互动中,并因此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单元成分”。如果国际关系理论对个人的研究仍继续囿于如何使政治领袖,以及参与、影响决策的精英作出理性的抉择,显然不合时宜。在此背景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个人的关注显得意义重大。通过对国家、权力和女性乃至更广泛的个体身份三个方面的再认识,后现代女性主义将个人带回到国际关系理论视野。而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关系国际”出发,重构个人作为“独立国际人格者”的国际关系主体性,可以更好地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和方法。

APEC模式对国际组织法的创新与发展

APEC模式对国际组织法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在于明确了"宣言"的国际条约法意义和以"宣言"为代表的"即时"国际习惯法是国际组织的法律渊源之一,而且暗含了在遵循国际法原则的前提下国际组织可以依据自身的实践取得法律人格,APEC的开放性和功能性合作的基调,以及自主自愿、灵活平等的协作方式构建了国际组织结构的新模式和运作的新机制,昭示了自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统一和稳定是区域国际组织显现强劲国际活力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