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

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NGO)是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从美、加、英、澳四个发达国家选取95个中文教育NGO,以组织使命与章程为切入点,采用内容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中文教育NGO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特点。结果显示,国外中文教育NGO具有语言文化、社会治理和国际事务三大功能及若干子功能;按业务范围可分为语言教育组织和基金组织,按功能导向可分为专门导向型、复合导向型和多元导向型组织;中文教育NGO的内部治理体现“民主性”和“自治性”,注重松紧结合。基于上述发现对发挥国外中文教育NGO的功能、支持建立系统化多层次的组织网络以及中外组织合作的有效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试论伊斯兰世界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

现代伊斯兰世界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产生于上个世纪 2 0年代末 ,就其发展脉络来讲 ,经历了以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圣战组织、塔利班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等四个阶段 ,他们作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体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在BBNJ协定谈判中提起案文建议,分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单独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联合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联合提起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提起。在BBNJ协定谈判的不同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参与特征,并在其中扮演着“资助方”“宣传方”和“协调方”的角色。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仍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影响力有限、中立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包容、开放的立场,鼓励更多为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发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双方也可通过在谈判目标上达成理念共识、在观点表达上寻求共同立场、在案文确定上保持内容一致等方式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展开合作。

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考察——基于五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研

基于5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考察发现,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有全体大会、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特别工作组三个层级。其中,全体大会通常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事规则为达到所规定的最低参会人数,投票表决,通常以简单多数为标准;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是执行决策机构。制度互动和体制互动是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及开展基本活动的范式。其中制度互动包括组织结构互动、政治性互动和功能性互动。体制互动包括制定各类教育标准,开展教育水平认证;畅通学术交流渠道和学术激励机制,构建学术共同体;强化学术对话,拓展学术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要发起或主导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路径是: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深度参与或主导教育标准制定,鼓励高校成为发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开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建实践。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古迹遗址资源保护中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机制分析——以ICOMOS为例

当前,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影响了古迹遗址的健康生存;社会经济发展对古迹遗址的保护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发展对古迹遗址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的遗址保护又有着资金不足、技术水平低等问题。除国家行为体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遗址资源保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选取为案例对象,利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总结出其在治理的过程中构建了多层次施力、多主体关切和多角度关注的一套治理机制,但在现存机制也存在着资源投入不足、专业建议缺乏强制力、跨文化理解困难等不足,这主要涉及到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内部理事会的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独立性的问题。在内部完善以理事会为中心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外部强化更利于NGO的独立性建设的机制,可以缓解治理赤字,促进古迹遗址可持续发展。

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当前,问责依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传统问责手段难以有效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资金不透明、披露虚假信息、利益相关者问责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能够提升机制透明度、增加信任为重要特征的区块链技术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的可能方式。区块链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中具有一定适用空间。它不仅契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点,还能弥补国家监管的缺陷,可以促进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调监管。区块链还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不仅能够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财务透明度,还能增强相关报告和披露信息的可信度、可追溯性、可监督性,以及平衡各方问责需求。虽然区块链应用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仍存在一些障碍,但从长期来看,其对于应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难题具有积极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中最具影响的两个恐怖组织。相对于'基地'松散的层级状结构,'伊斯兰国'发展出以等级制和集中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从'基地'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演化。本文通过借鉴社会演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为这种演化提供解释。通过考察后可以发现,中东地区'碎片化'的政治版图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动荡的政局,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外部条件,'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在继承并内化其'先驱者'扎卡维'建国'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并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国家'。'伊斯兰国'建立的类似国家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其他恐怖组织不具备的优势;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结构也存在明显弊端,其存续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一旦受挫,包括'基地'与'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仍将继续演化。

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与国际动员能力——基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

当前的恐怖主义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国际化特征,具有较强的国际动员能力。然而,同一类型的恐怖组织的国际动员能力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间就是如此。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对此予以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恐怖组织的组织属性对其国际动员能力能够产生明显影响。在同类恐怖组织中,那些群体实体性程度更高,即具有明确的群体界线、一致的成员标准、严格共享的战略目标和更为独特群体特征的恐怖组织,往往拥有更大的国际动员能力。相对于"基地","伊斯兰国"的群体实体性程度更高,故其国际动员能力更强。然而,群体实体性特征只能影响恐怖组织的动员能力,而对恐怖组织的整体发展能力和存续前景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为后者受到如外部打击等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浅析非政府组织国际环境法视域下的主体资格

国际公法中一个日渐引起公众关注且也应当引起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即国际环境法领域,其涉及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多个方面。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环境问题的积极活跃者、重要参与者,其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定义、主体资格应当被予以明确。对于非政府组织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的赋予,是保证其在国际环境问题的视野下实现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的前提,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且迎合国际环境法发展之趋势。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国际环境问题中所行使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必然不能对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秩序造成影响,特别是不能对国家主权造成威胁。

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及中国因应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产品服务的大规模应用推动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是最先实践数字化转型并敏锐感知数字化带来问题的群体,其中涌现出大量技术性组织、标准认证机构、产业联盟等主体,率先开始自下而上的治理实践。同时,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团体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加入,共同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推广数字产品和服务应用,促进消费者和公益保护,成为数字治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网络招募

"伊斯兰国"与传统国际恐怖组织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危害性及控制地域都达到峰值,还在于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成员招募、资金筹集,尤其立足互联网社交平台,在互联网平台大肆宣扬"复古中世纪伊斯兰统治"的极端理念。尽管当前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伊斯兰国"的互联网招募机制并未被彻底击毁,这让"伊斯兰国"有可能死灰复燃。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功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政府组织联络委员会委员

为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为全球发展与治理和教育变革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率团于2022年12月14日至16日赴法国参加202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非政府组织大会,并成功当选新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政府组织联络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非政府组织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邀请教科文组织四百余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共同协商教科文组织重要行动计划.

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现状的多维考察

近年来,基于伊斯兰信仰和现代国际组织理念而成立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的参与度正在日益加深。从时空维度、组织维度和议题维度的分析研究可知,以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为代表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伊斯兰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在丰富治理手段、落实治理行动等方面仍有待提升。伴随伊斯兰国际组织在拓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合作关系方面与日俱增的独特作用,中国应加强对这些组织在华活动的监督管理。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云南发展状况研究

当前 ,国际NGOs已经多方位地与我们的政府部门或社会中介组织合作。它们或长期或临时开展教育、卫生、环保、扶贫、救灾、农村社区发展、社会福利、慈善等社会公益性项目 ,活动地域几乎覆盖全省 ,项目资助总额约 3亿多人民币 ,为云南的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 ,国际NGOs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如在内地开展活动的合法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 ,政府管理严重滞后 ,政出多门等 ,严重影响了国际NGOs的正常发展 ,也对政府部门的形象不利。这就必须由政府尽快履行对国际NGOs的管理 ,依法对其进行登记 ,这是一个势在必做的事 ,而且必须要早抓。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现状、利弊及展望

国际法领域约束规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模式有四种,即全球性国际公约间接管制模式、区域性国际公约直接管制模式、国际政府组织约束管制模式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管制模式。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国际法律地位的缺失,四种约束管制方式一方面起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都存在缺陷。为了更好地使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除充分利用现有的规制模式之外,亟需制定全球性国际公约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约束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