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地方智慧与全球视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路径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新时代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2023年,多地启动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在国际传播新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步伐明显提速,且下沉趋势明显,同时面临地方媒体规模有限、文化壁垒仍存、资源整合力度不足等挑战与阻碍。新征程上,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格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应树立全球视野,将打造战略型、创新型、联动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作为重点任务,加快媒体业态融合,整合资源力量,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让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智慧。

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策略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为我国赢得国际传播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中医独具中国特色,然而有关中医翻译和国际传播之间的学科合作现有研究很少,关于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主题研究成果更是极度缺乏,因此,研究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对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非常重要。文章采用解释主义范式下的定性研究方法,搜集学术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媒体资料等,采用主题分析法分析提炼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机遇和困境,在此基础上得出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四条策略:加强学科交叉合作、构建具有国别特色的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兼具经典和时代特色的中医翻译国际传播内容体系、出台政策鼓励中医翻译科研与国际传播实践相结合。这对引导外国受众了解中医、了解中国文化、加深对中国的积极印象具有重要作用。

国际传播共同体:理论本质、内涵阐释与实践路径

当前,国际传播作为影响全球化进程决定性力量的作用更加明显。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力量,正通过战略传播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推动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国际传播共同体概念就是在重构国际传播秩序背景下,立足于批判西方现实主义国际传播理论立场,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主义知识和话语重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传播领域具体实践的体现,是新时代有关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地方叙事、国家站位、全球视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战略定位与差异化路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通过对我国13家代表性地域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行访谈,分析了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区域国际传播过程中对自身定位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的探索。研究发现,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通过将地方特色与全球视野相结合,主要发挥四大功能:阐释国家发展理念、服务对外传播工作、传播区域形象、助推经济合作。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要重点依托国家战略定位与区位优势,打造独特IP;发挥本省和平台主体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

现阶段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业务建设的主要挑战与发展策略

地方国际传播主要指由地方政府、机构、高校、媒体、企业等组织开展的国际传播,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随着媒介技术变革和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地方在开展国际传播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地方国际传播正在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仍存在一些不足。地方国际传播需要在主体、层次、场景、模式和功能等方面提质升级,同时在业务规划和发展中注重国际传播场景多样化、国际传播形态多层化、国际传播结构多维化,不断提升传播效能和效果。

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基础维度及指标建构

随着中国国际传播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效果评估在国际传播发展中得到了高度关注。现阶段,国际传播效果指标体系的建构可以聚焦于四个基础维度:广度、深度、效用和效能。基于此,国际传播发展要强化效果导向,以此优化战略布局、发展规划、体制机制等,持续推动国际传播提质升级。

技术突围与数字交往:人工智能背景下精准化国际传播突破方向

精准化传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手段,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施精准化的国际传播面临重大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在技术硬件、规则、系统三个层面,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国际传播面临着底层架构、平台垄断、技术代差等方面的制约,亟待“技术突围”。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也带来了跨国间丰富多样的人际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数字交往可以促进主体间的共享、共鸣与共通,可以作为精准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我们应当关注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发掘主体间的交往潜力,从节点化、场景化、数智化、在地化等方面探索国际传播精准化的突破方向。

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我国国际传播的新生态

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国际传播领域的广泛讨论。关于此类技术的实践和应用成为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前沿领域。从内容生产力的提升到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再到潜在的伦理和法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着国际传播的生态转型。以中国为方位,紧抓技术创新的机遇,建立审慎的规制体系,积极加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竞合场域,推动其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正向力量,成为亟需研讨的时代议题。

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的视觉化研究:文化逻辑与运营机制

中国网络文学的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当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话语形态。本研究认为,网络文学要实现精准有效传播,成为“注意力经济”秩序下深入人心的中国文化符号,令知识经验谱系不同的海外受众产生价值认同和文化共情,有关各方需要从认识论上高度重视并充分考量全球文化的视觉修辞与图像叙事的审美逻辑;在方法论上则要努力构建网络文学海外题材布局的多元样态,积极营造“文影漫音游”全IP联动的海外运营生态,充分探索多元译者主体协同翻译的机制,自主搭建线上翻译作品、影视改编、动漫改编、短视频改编、有声书音频改编、游戏改编等外文网站及APP协同联运的国际传播矩阵。

从“跨”到“转”: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的问题与路径创新

中国教育学的国际传播经历了起步、稳步推进和加速发展期,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影响力不足、传播渠道缺乏整合、传播内容凝练不足等问题。“转文化传播”面对全球化语境下传播生态的变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倡导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平等对话和融合性发展。“转文化传播”为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范式的重塑、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变革、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在地融合,以及叙事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理路。以“转文化”指导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需要在坚持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与他者互动杂糅以寻求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发展,嵌入在地语境传播中国教育学,构建多主体多平台融合的传播渠道,以能够引发受众共情的策略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和叙事方式。

AI涌现:国际传播生态新物种、新范式和新秩序

以Chat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进入国际传播生态,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成为传播新物种。人机共存、人机共有、人机共创将是国际传播的新面向。生成式AI在与既有传播主体的碰撞与融合中,催生了国际传播新范式,但同时也伴随着虚假信息泛滥、技术发展失衡和违背伦理法规等风险。因此,国际传播的新秩序亟待重构,从全方位提升国际传播主体能力、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叙事内容和全过程治理传播等方向构建新秩序或是可行之路。

新时代“翻译+国际传播”融合型文学翻译人才培养研究:概念、内涵与路径

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亟需提升文化软实力,“自塑”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这对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亟需创新。新时代,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应实现从翻译到“翻译+国际传播”的转变,以提升中国思想的国际传播效能。本文认为,树立翻译与国际传播交叉融合的教学理念、科学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复合型师资队伍建设、加强翻译人才全要素教学是培养“翻译+国际传播”融合型文学翻译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双向奔赴”: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互鉴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出来”,从以我为主到兼顾他者视野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演进逻辑。身处“走进去”的当下,如何依托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精准化水平,如何将媒介与传播逻辑融入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增强两个领域的交叉互动,共同创新国际传播的学术议程、拓展国际传播的实践面向,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国际传播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的自觉、创新合作将展现出“双向奔赴”的不竭动能。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平台传播效果研究——2023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

2023年“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延续“以外国受众为调研对象、以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为核心指向”的调研目标。调研以2020—2022年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平台上的整体表现为样本,从媒体关注度、社交平台表现、二次传播效果、意见领袖效能等方面出发,全面评估2020—2022年间,中国电影在海外网络的传播效果。调研结果显示,2020—2022年因全球社交隔离等原因,中国电影海外平台传播效果好于之前年份;要重视YouTube意见领袖影响效能;境外媒体整体对中国电影的报道较为积极;Letterboxd、TMDB等专业平台对影片热度有较大影响;Twitter普通群体对民生问题电影关注较多、粉丝超过1千万群体对中国动画电影关注较多。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重新建立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评价体系、发挥中华文化主体性等加快“十四五”期间电影文化强国建设的方案与路径。

多元协同的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构建

顺应全球交往语境与数字智能时代的趋势与要求,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应从单一的信息传播向国际交往发生转向,这一转向应基于交往理论,关注在数字时代国际交往对传统国际传播的发展与升维。因此本文基于国际传播的交往转向,从行动网络构建这一路径切入探讨国际传播中多元交往主体的关系形态变化,并构建多元协同的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本文首先对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进行分解,认为该网络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主要的层次和维度为五个方面:交往主体、交往规则、交往关系、交往媒介以及交往形态。因此,本文从多位一体的国际传播交往主体格局构建、多层次的交往规则网络构建、复合型的交往关系网络构建、多维度的交往媒介网络构建以及多方位的交往形态网络构建五个方面出发,构建多元协同的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四重维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在价值之维上,有助于推动理论发展、扩大文化影响、加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发展;在内容之维上,其传播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在条件之维上,其传播条件包括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数媒技术成熟、文化发展需要;在实践之维上,其传播路径包括强化传播主体、明晰传播对象、创新传播话语、优化传播媒介、用好传播平台。四重维度是系统的整体,价值之维明晰了国际传播意义,内容之维规定了国际传播要义,条件之维确定了国际传播基础,实践之维是价值之维、内容之维及条件之维在现实中的展开。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从“转译”到“桥接”:面向精准国际传播的文化出海范式革新

文化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日益发挥影响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作用。作为具有广泛性、下沉性的国际传播形式,文化出海正在经历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转译向文化桥接的精准化趋势转向,逐渐减轻早期因为简单向其他国家“搬运”“迁移”造成的文化折扣问题。“桥接”强调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意义生产的协商机制,也观照不同国际传播主体基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而开展的文化内化实践,由此形成提升文化国际传播精度和效能的可能性路径。文章结合文化国际传播典型领域的典型案例,从内容桥接与社群桥接两个维度解析面向精准国际传播的文化出海范式革新,从而为新时期文化国际传播的提质增效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