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涌现:国际传播生态新物种、新范式和新秩序

以Chat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进入国际传播生态,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成为传播新物种。人机共存、人机共有、人机共创将是国际传播的新面向。生成式AI在与既有传播主体的碰撞与融合中,催生了国际传播新范式,但同时也伴随着虚假信息泛滥、技术发展失衡和违背伦理法规等风险。因此,国际传播的新秩序亟待重构,从全方位提升国际传播主体能力、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叙事内容和全过程治理传播等方向构建新秩序或是可行之路。

新世界信息秩序的三次浪潮——人类社会探寻公平正义信息传播秩序的历程与启示

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始终是国际传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最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依然缺乏真正公平正义的世界信息秩序。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没有实质性改善全球信息秩序。回顾和总结三次信息秩序浪潮有着特别的价值和启示。第一次“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浪潮出现于大众传播主导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阶段提出了广受第三世界欢迎的全球传播体系改革目标,但这一改革最终功败垂成,没能真正实质性地改变世界传播格局。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互联网革命的新千年,以两阶段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为代表,期望为刚刚开启的互联网时代建构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信息秩序,最终依然收效甚微。以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推出为契机的第三次浪潮正在酝酿之中。三次浪潮对应三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世界格局。基于前两次浪潮的经验和规律,以新的认知框架研判未来走势,进而寻找中国对策。

浅析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问题与思考

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一度曾是国际热议话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公正”“自由”等普适价值的新秩序不但没有形成,相反,在一轮轮科技革命下,垄断领先科技的核心国牢牢把控传播霸主地位,新秩序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

全球文化新秩序与国际传播新使命

全球文化秩序演进与国际传播格局演变深度互动、紧密相关,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对于参与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话语优势与传媒霸权,在全球文化秩序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强势输出自己的文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演变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文化秩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中国国际传播在消解西方文化霸权、推动建构新的全球文化秩序中担负重要使命。把握历史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深入分析全球传播秩序与文化秩序的互动互生关系,从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推动文化外交、构建多元协同传播、加强国际文化贸易等方面体系布局,系统谋划国际传播工作,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金砖国家电影节:发展历史、合作模式及国际传播新秩序构建

2016年,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五国)在合作机制下,创办了金砖国家电影节。该电影节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其促进金砖各国文明传承及国家间人文交流的意义和价值日益凸显。考察金砖国家电影节的发展历史、运行模式及时代意义,能有效地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提供借鉴,从而促进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间交互性主体关系的实现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在互联网环境中重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全球权力转移和其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为信息传播领域带来新动力,而互联网则成为全球竞争的新场域。20世纪70-90年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有得有失,如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启示了在互联网平台上类似运动开展的可能性。当前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信息秩序仍然是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一种新秩序亟待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从之前运动中获得启迪,而新的形势和条件要求重寻理念、重塑主体、重建制度,在多元化格局中寻找秩序建立的思路与途径。

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构的脉络变迁与中国进路

自20世纪40年代联合国成立后,为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达近80年的不懈努力。伴随全球政治经济的时代变化,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构建历程经历了从两极化传播时代公民权利导向、国际化传播时代国家主权导向到全球化传播时代多元主体导向的变迁。随着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兴起,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构又一次面临新的契机。在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过程中,中国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推进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秩序——以微博传播模式为例

在这个以个人为信息传播中心、具有高度信息参与性和交互主体性的信息传播的自媒体时代,其呈现出的媒体发布信息、引导舆论、以及事件的推进、真相的探究等方面信息传播新秩序,前所未有地打破了传统媒体构建的信息传播模式。本文以微博为重点研究对象,从自媒体信息传播建构、自媒体信息传播的舆论模式、自媒体信息传播的角色扮演等方面加以分析,同时形成了在此基础之上的全新思考,以此来探析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秩序。

信息公平论:追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信息公平论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试图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不平衡、不公平状态的传播改革理论。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核心战略资源的大背景下,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和有特殊需要的地区、群体和个人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来保护与促进其公平获取、享用信息的权利,以缩小"数字鸿沟",从而建成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平和信息均衡的和谐社会已成当务之急。但是,要践行和实现真正的信息公平,则必须坚持信息自由原则、信息平等原则和信息共享原则,同时要积极寻求主体能力保障、制度政策保障和伦理道义保障。不仅如此,还应该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基础,坚守整体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生态观,追求媒介生态的平衡发展、良性循环、有机互动,在充满诗意追寻和栖居中选择简朴、节约、公平与恰到好处的信息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信息生态环境,使人、媒介与社会和自然处于一种最佳的组合状态。

新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新议题

本文考察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出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对国际传播秩序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新议题表现为新数字鸿沟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机遇等议题。

由表及里的系统工程:全球文化新秩序下的中国定位与传播使命

区分表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随着历史不断发展,用以探索事物现实反映与内在驱动力的思考哲学。本文通过回溯20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国际传播发展脉络,结合新时代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从“表”与“里”的层面分析系统化国际传播的运作机制,以启迪全球文化新秩序下的中国定位与国际传播使命。本文提出,将新时代国际传播纳入国家战略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历史资源、中国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内核、中国媒介所装置的内容文本等维度建立对外传播自主体系。只有统筹多方,中国的国际传播才能从“表”与“里”的层面形成步调一致、意志统一的配合,才能实现系统工程架构,并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全球性倡议的国际共识。

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设初探

提升国际传播力有利于实现国际信息传播的公平性,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对建设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设中,提升国际传播力需要坚持公平、整合、共享等基本原则,具体的策略则包括:在开放的前提下提高本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不发达国家间努力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通过国际协商以合理规划和分配信息资源等。

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演变与中国的贡献--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传播实践为例

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最初反抗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核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的斗争。但该组织最终向美国妥协,强调用自由市场解决传播问题,这场反抗旧秩序的斗争也以失败告终。在后冷战时期的多极化阶段,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撬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成功实践,但它们的崛起也跟国家力量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重复了旧秩序的思维和运作逻辑。本文认为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理念和实践蕴藏着建制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新模式的可能:摆脱自由市场的丛林竞逐逻辑,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普遍理解中进行媒体实践,从而超越一国利益和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实现多元共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发展。

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看中国方案的可行性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中,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舞台反对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平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传统媒体时代追求的信息传播秩序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情况,互联网时代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网络主权以及信息化对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影响,如何适应新媒体的崛起、追求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传媒秩序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着重阐述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与五点主张。互联网大会虽已开至第五届,但这些理念依旧在为构建更为平等的世界传播秩序添砖加瓦。

多种声音,共同世界:“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传播秩序重构

三次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传播秩序变迁,以及历史上另类传播系统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失败,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媒介资源的集中垄断权和传播网络的纵向控制权是欧美国家主导国际传播秩序霸权的主要抓手,重构国际传播秩序需要依托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外部环境,在意识形态共识、信息主权掌握和传播网络互动等三个方面协同发力。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在突破依附体系结构的同时,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解构国际传播旧秩序中长久霸占文化领导权地位的西式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文明等级观的强有力的话语实践;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动实效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拓展再度凝聚并彰显了发展中国家在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时的能动性与团结性。这样的历史机遇要求国际传播思维应当发生从重视“一个世界”到重视“共同世界”的转向,以促进信息流动在国际传播中的平等均衡,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下一代互联网与我国参与重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机制

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提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至今,世界信息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下一代互联网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重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提供了契机。在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机制:多元主体的信息传播机制、开放融合的信息治理机制和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信息产业机制,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重构世界传播新秩序。

新媒体发展与国际传媒秩序重构

回顾中国传媒业近几年的发展,产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规模、增涨幅度以及组成结构都发生着迅速变化,新媒体成为了近年来传媒领域的热词,同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与杂志相比,新媒体的迅速成长为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无论任何一种媒体都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如今传统媒体面临新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移动技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可能,媒体必须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把传统媒体的人力资源、人力同技术等优势相融合,使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越来越好。本期选取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中国传媒大学MBA学院副院长王雪野副教授和宝鸡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副主编诸平三位专家特稿,以飨读者。

新媒体时代“国际锐评”的国际新闻传播策略

当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已经全面到来。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化、网络化、互动化、即时化等特征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改变了社会舆论的发展模式。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也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站在新闻传播前沿的国际新闻传播,承担着传播中国声音、表达中国态度、践行中国智慧的重要作用。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到来,国际新闻传播如何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通过客观、公正、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报道方式表达中国立场、展示中国形象,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批判的国际传播研究:传播媒介在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中的角色

文章以民族国家作为传播活动的主体这个现代性的设置出发,讨论民族国家的生成与演变、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性质与权力结构,阐释传播媒介的技术和组织方式在这些社会形态中的角色与能动性。文章认为批判的国际传播研究应该关注跨国传播活动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及其塑造性力量,并寻找和定位能够改变不平等关系的能动性的社会、科技与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