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声音,共同世界:“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传播秩序重构

三次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传播秩序变迁,以及历史上另类传播系统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失败,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媒介资源的集中垄断权和传播网络的纵向控制权是欧美国家主导国际传播秩序霸权的主要抓手,重构国际传播秩序需要依托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外部环境,在意识形态共识、信息主权掌握和传播网络互动等三个方面协同发力。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在突破依附体系结构的同时,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解构国际传播旧秩序中长久霸占文化领导权地位的西式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文明等级观的强有力的话语实践;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动实效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拓展再度凝聚并彰显了发展中国家在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时的能动性与团结性。这样的历史机遇要求国际传播思维应当发生从重视“一个世界”到重视“共同世界”的转向,以促进信息流动在国际传播中的平等均衡,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超主权传播生态:面向元宇宙的国际传播秩序重构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际传播“西强东弱”的格局一如既往,成为国际对立冲突的源头之一。元宇宙为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这一新情况,本文提出超主权传播生态和超主权传播平台等概念,以新视角和新理念破局现行国际传播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下,通过政治、技术和运营三个层面的叠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危机时代的问题单:谈国际传播秩序的转变

一 我至今仍然对三年前曼德拉逝世所引发的全球媒体建制派的极度亢奋记忆犹新。如今看来，那铺天盖地的悼念竟像是挣扎着想要抓住一个时代的尾巴，一个属于这些“世界公民”的光辉时代的尾巴。

合法性叙事、国际传播秩序与和平——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门罗·普莱斯教授访谈

门罗·普莱斯(Monroe E.Price)①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法学与新闻传播学等多个领域。他200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创办了国际传播研究中心(CGCS)并担任创始主任,致力于推动国际传播的发展,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大家。笔者在该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就国际传播、互联网治理、比较研究等问题对其进行了访谈。

现代国际传播秩序的发展与重构--一种文明观的视角

近年来,在西方国家主导下,恐慌、谣言、歧视等信息充斥于全球信息流动中,进一步造成了全球极端主义、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路径再次引起越来越广泛的讨论。对此,中国创造性提出文明互鉴观,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广泛的人类普适性。中国方案坚持文明对话、文化平等理念,以跨文化交流为支撑,促进全球信息的水平性、双向性、对等性流动,推动构建一个各国都能够普遍接受的兼具包容与开放的多元全球体系。

何谓“文明”:文明交流互鉴与国际传播秩序的概念基础

当前国际传播秩序呈现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轮辐状结构:中心向外辐射到各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缺乏横向联系。发达资本主义在向外扩散与辐射的过程中将自身叙述为“文明”,并凭借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经由国际传播将资本主义文明刻画为绝对唯一的理想文明。通过对文明的概念回溯和两种国际传播秩序的历史考察,认为应当从生产力发展、人的解放与和谐理解的文化传统三方面重新认识文明概念,完成对西式文明观的否思,提出了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文明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想象。

金砖国家电影节:发展历史、合作模式及国际传播新秩序构建

2016年,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五国)在合作机制下,创办了金砖国家电影节。该电影节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其促进金砖各国文明传承及国家间人文交流的意义和价值日益凸显。考察金砖国家电影节的发展历史、运行模式及时代意义,能有效地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提供借鉴,从而促进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间交互性主体关系的实现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论传播权在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中的应用

当前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全球化与新世界主义对国际传播的格局影响深远,互联网的发展影响国际信息传播的秩序。面对新的传播形式,国际传播规则表现出了明显的松散性和滞后性,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严重阻碍了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本文将传播权理论运用到国际传播新秩序和国际传播法律体系建立中,在传播权视域下从主体权利、主体能力和主体责任三个方面探索传播权理论框架建构的新路径。

改革国际传播秩序的重要文件——读最近翻译出版的“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最后报告”

一九八○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主席为爱尔兰新闻工作者、政治家肖恩·麦克布赖德,故又称"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最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个文件的公开发表,是国际新闻传播界的一件大事.最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将它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为我国新闻界同人以及广大读者了解有关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情况,提供了相当详尽而又系统的资料.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迅速.在新闻报道、情报交换、书刊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特别是由于电子、光学、计算机、通讯卫星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出现,

国际传播中如何打造“元软实力”——以《原神》带动中国文化出海为例

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国际传播前沿日新月异,文化意识形态传播模式更迭频仍,数字媒体平台为国际传播开辟了提升软实力和打造国家形象的新维度。本论文以国际传播现象级作品《原神》为研究对象,解读其如何把握时代密码,实现中国文化创新性输出。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元软实力”的三条可行性路径,包括建立以“Z世代”为核心的兴趣部落,贴合海外受众的分众化喜好,以及在互惠性理解中提升文化生命力。

“全球现代性”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认为传播是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力量。人们通过媒介沟通彼此的意见，以此来恢复社会秩序。芝加哥学派在杜威的影响下，将媒介看成恢复人类道义秩序的力量。这是美国经验派传播学的核心理念。批判派传播学提醒人们大众媒体已经与现代性沆瀣一气，媒体中商业逻辑正在取代思想的理性，现代传播体系成为维护不合理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工具。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应对现代性组织下国际传播秩序的变化。

现代国际传播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根据现代国际传播技术现代化、守门现象突出、传播格局严重不平衡的特点 ,论述了现代国际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与演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提出要促进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就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传播格局 。

2017中国传播论坛暨金砖国家传媒国际研讨会

适逢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厦门召开之际，“2017中国传播论坛暨金砖国家传媒国际研讨会”于8月26日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来自金砖五国以及芬兰、英国、土耳其等国的八十余位传媒学者就“一带一路”背景下金砖国家传媒的发展及其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届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

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

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李之侠自１９７６年７月世界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建议以来，２２年转瞬即逝。这２２年中不少人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的发展总是使相对的平衡不断地被打破，使相对的稳定不断地被冲垮，又建立起新...

应用建设性新闻范式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路径研究

建设性新闻提倡生产更富有成效、更全面深刻且议题多元的“解决之道”新闻。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具有的“建设性”特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建设性新闻选题对象与报道主题成为可能。研究认为,可从方案导向、未来导向、多元导向、公众导向四个维度切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解决全球挑战与问题、引领世界潮流与可持续发展走向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展望2018:中国对外传播战略转向与重点布局

一、战略背景：国际舆论转向，世界传媒变革当今世界，由国力相差悬殊的国家为主体形成的世界力量结构，必然使在此影响下的世界传播模式呈现出发达国家主导和发展中国家附属的倾斜态势。长期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媒介资源和媒体资本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通过对大型跨国媒体集团的控制，实现推销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意图，而话语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国际传播秩序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弱势地位，面临着形象被误读、文化被入侵、信息安全等诸多问题。因此，国际信息传播呈现出从强到弱、从中心到边缘、从西方到东方的不平衡特征。国际传播以顺流性为主，也有逆流性交织于其中。尽管信息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但信息传播的公正性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不懈的追求。特别是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崛起昭示着世界力量结构的变化，国际舆论格局的重心逐渐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话语秩序也由传统的“二元对立”向“多元互动”转变。

“他国”主流电视台对外传播新媒体策略探析——以NHK World、Russia Today和Al-Jazeera English为例

众所周知，全球化理论的美好图景始于传媒技术的创新，但国际传播的权力架构却远非技术所能决定。由英美媒体“双重垄断”（duopoly）的国际传播秩序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改变。从商业殖民主义到电子殖民时代，历经半个世纪的权力扩张和资源积累，主要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仍把持着很强的话语权。

对外报道的新时代特征与传播策略

针对我国主要新闻媒体对外报道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后期开始平稳有序,在进入21世纪后量质骤增。对外报道类型特殊,是我国媒介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综合作用下的一个缩影。本文旨在说明当今信息环境日益变化,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对外报道涉及面广、影响力辐射世界等特征逐渐明显,并分析在新形势下其传播策略的微观调整与整体发展的趋向。

互联网背景下的“传播权”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播活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传播权的研究也就成为重要的课题。传播权是基本人权、政治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的集合体,是发展权的题中之义,加强传播权的研究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网络技术的迭代更新,使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因此也要求加强对传播权的研究。从国家利益出发,要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加强国际传播合作,突破西方国家对互联网传播的垄断,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也应当加强对传播权的研究。

对外传播要打好社交媒体牌

新媒体的发展，更新着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竞争的“牌局”。在新的博弈下，中国如何抓住新一轮牌局机遇、积淀后发优势、推动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是具有战略性、迫切性的问题。在大国崛起、国际传播力构建的进程中，中国要重视并统筹社交媒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