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三角关系抑或阵营化:国际体系演化逻辑及其前景

纵观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多重三角关系和阵营化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演化逻辑和路径。阵营化造成了集团对抗,或者引发大战,或者陷入冷战;多重三角关系基于议题而形成灵活外交,保持了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互通-互动是推动国际体系演化的动力,交通、通信等功能型互通-互动扩大了国际体系的规模,最终形成了具有全球广度的国际体系。在功能型互通-互动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广度延伸、密度增强,到19世纪中后期,多元区域性国际体系朝着“全球性”的单一国际体系迈进;而以价值型互通-互动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阵营化演变,阵营化国际体系的对抗强化了体系阵营内部的凝聚力和等级性。经济社会的发展冲击着阵营化国际体系,多元权力中心的历史性回归为多重三角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是未来国际体系的前景之一。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现代国际体系动因与发端的思考——基于政治马克思主义代表学者本诺·特施克的思想

本诺·特施克继承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将“社会财产关系”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梳理八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过程中,他评析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现代国际体系开端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特施克认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发端问题,应当结合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因素做历史考察和客观归因,应与“社会财产关系”支配下的社会形态变迁进程一同分析。对作为国际体系组成单位与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而言,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根本性差异,其参与的国际体系构成也势必随着国家性质的变迁而改变。现代国际体系的发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现代国际体系的动因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产关系”的变迁有关。

论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国际体系

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形成了一个覆盖西亚、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国际体系——阿马尔那体系。阿马尔那体系具有分层性的结构,参与者分为三个等级:大国、独立国家、附属国。阿马尔那体系的等级制结构,决定了这个体系的交往模式、规则,大国之间、大国与独立国家之间奉行对等—互惠原则,而臣服—保护是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交往规则。阿马尔那体系主要是由帝国对接而成,这决定了该体系呈现出多国主导的政治态势。帝国固有的扩张冲动、帝国间的接壤区域不可控的风险以及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造成了阿马尔那体系或大或小的局势动荡。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方面决定了帝国扩张的限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附属国扩张的能力,客观上保证了阿马尔那体系的稳定。

数字技术发展、生产方式变迁与国际体系转型——一个初步的分析

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物质基础,技术则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属于“第一生产力”范畴。从历史上看,任何重大技术创新都会通过生产方式变迁,引发上层建筑或慢或快的调整。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日益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和全过程,通过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数字化以及劳动方式的变革,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通过劳动分工与产品分工融合、劳动和资本结合方式改变以及企业生产模式调整,生产关系也已发生深刻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新变化结合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变迁,又通过国际行为体、国际规范等多方面的新变化,促使国际关系深刻调整基础上的国际体系转型。国际体系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上层建筑与新型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过程。国际体系转型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同时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最终走向世界。如果将近代中国的这一变化放到国际体系的层面来审视,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画面,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也体现出了国际体系的转换过程: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在西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下开始瓦解,中国逐渐接受了西方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原则,并逐渐进入到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之中。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中国不仅对国际格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还能与之进行互动,积极开展外交。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政府都只是仰赖于西方国家的同情心,不敢、不能、也无法突破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的国际体系,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论国际体系的多源与俄国外交的东方性——兼议东方外交史学科建设

国际体系的历史来源不是一元、单中心的,而是多元、多中心的。俄罗斯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具有特色的国际体系历史来源之一,其外交具有东方性特点。国际体系多源论,为东方外交史体系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谱系之根。俄罗斯外交的东方性,既显示了国际体系历史来源的多样性,同时也是东方外交体系的鲜活体现。俄罗斯处于东西方外交史体系的中间地带、过渡地带,也是边缘地带和模糊地带,起着沟通东西的作用。界定相对研究范围,对于东方外交史学科建设来说是重要的,也是有益的。文章主张唯物史观和历史发展多线性,加强对东方区域国别外交(史)的研究,构建国际体系视域下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反对西方“中心论“”西方唯一论”和“历史宿命论”。

国际体系变迁与上合组织再扩员

上合组织试图摆脱以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模式,创造出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全新价值体系。“上海精神”蕴含诸多新观念,包括“新型国家关系准则”“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重要、全面,较有代表性的政治价值概念。“上海精神”倡导的“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成员国间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为上合组织框架下各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伊朗是最早申请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之一。撒马尔罕峰会期间签署了《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标志着伊朗即将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格局多极化演变中,中俄伊三边互动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抵制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欺凌、共同捍卫地区稳定与繁荣、倡导尊重多样文明和谐共生。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俄伊三边良性互动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和相互了解,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17世纪至20世纪初国际体系的演进及动因——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现代国际体系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演进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成了由欧洲国际体系向全球性国际体系的扩展。这一时期,国际体系演进的动因主要在于体系内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变化、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变化以及国家利益因素。国际体系的演进及其动因阐释了世界历史的分期,也预示着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对中国的发展亦产生深刻的影响。

布赞的国际体系理论析论

在诸多有关国际体系的探讨中,巴里·布赞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路径极具特色,他对国际体系的界定,对国际体系内容的阐释,对国际体系演变状况的分析,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识,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国际体系的认知。

国际体系中的“失败国家”析论

“失败国家”作为一种切实存在的国际现象,不仅对其本国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对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安全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失败国家”特有的前现代、无政府、轻人权、强依附四个方面的本质属性。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失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人权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安全问题。实际上,“失败国家”问题还涉及国际政治中的主权与人权、秩序与正义、大国与小国关系这类永恒主题,因而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效应。

布赞和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笔谈

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国内外相关学术著作不断出现 ,但其他学科通过对世界历史的重新诠释来重构本学科基础的大作却很难发现。牛津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出版的巴里·布赞教授和理查德·利特尔教授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就是这样一本著作。这本书的中译本 2 0 0 4年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本刊特邀部分该书的译者和读者就该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讨论 ,以期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对该书及其相关论题发表见解。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

国际体系应由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三个部分组成,可依此之维度作为考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程度和范围的指标,进而运用这些指标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及其特点。目前,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呈全面迅速的基本态势,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在不同领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不同,发展不平衡;今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还将持续,并面临社会层面对接的巨大挑战。

金砖国家崛起与合作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21世纪以来金砖国家快速崛起,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力量,形成了以领导人峰会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及其合作机制的建立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更、国际制度的改革和新型国际共有观念的形成,国际体系正在由以西方为中心向东西方共同主导转变。当然,由于金砖国家发展及合作面临的难题和西方国家的相对优势,金砖国家在推进国际体系变革和转型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对此,金砖国家需要解决发展难题,提升综合国力,推进金砖合作机制化建设,大力推进"金砖+"合作模式,妥善处理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中国与冷战后国际体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基本是美国主导的一超独霸体系,同时也呈现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多强与之并存的格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得到很大提高,受到世人关注。面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调整,中国如何定位,在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上应做出哪些调整与选择,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国际体系,同时,也将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正经历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历史性转型,这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将积极促进国际体系的规则、结构、机制和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太空安全治理:缘起、逻辑与策略

人类太空探索利用是其社会实践活动的扩展与延伸,各国太空安全互动是内嵌于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新生成分"。国际社会过程中"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涵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太空安全问题缘起于国际体系内复杂的矛盾运动。国际体系内"权力-利益"博弈的矛盾加深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而太空特定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利益争夺引起国际体系内矛盾加剧,与此同时,国际体系内围绕太空利益争夺的负外部性导致太空环境安全问题。处于特定社会过程的国际体系内诸因素的复杂作用影响着太空安全进化合作抑或进化冲突。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内两极抗衡的格局造就了弱纳什均衡的太空安全治理的总体框架。冷战后,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失衡与观念错位不但使太空安全治理停滞,而且突显了利益争夺中原有太空安全治理机制的漏洞。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体系加速分化、重组,孕育着平等化基础上太空安全再治理的契机。审时度势,积极推进全球化再平衡中太空安全治理,亟需锲而不舍地推进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这一主体工程,同时循序渐进地推进太空特定资源开发利用制度的完善,以及并行不悖地推进太空活动行为准则的制订。

信息化时代单极多元国际体系特征探析

当代信息技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互联网为通道、数字化为灵魂,通过催生知识经济,建构网络社会,酝酿新军事变革,助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深化和升华,它以差异性的发展和不平衡性的促进重构了世界各国经济的面貌,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重新排列和国际战略力量的差异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信息化的时空中,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也在伴随着新兴国家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变化、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出现新的变化。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国际政治效应必将产生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的动力,使两极体系让位于单极多元型国际体系。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目前已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正加速融入国际体系,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也随之解决。本文区分了“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内涵,认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在国内则尚未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从国家构建缺陷到国际体系变迁——叙利亚危机的深层逻辑及其前景

叙利亚并非一个自然形成国家,委任统治是叙利亚诸多问题的根源。出身于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最终打破了叙利亚军人干政和"强社会、弱政府"的怪圈。复兴党政权使叙利亚实现了稳定,但其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存在着先天不足。叙利亚危机相持不下也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深层矛盾。叙利亚危机面临着如下挑战:西方加大对叙利亚的经济和外交制裁;教派与族群矛盾的加剧;"基地"组织发动的血腥暴力袭击等。其未来发展趋势则取决于叙利亚国内反政府力量和巴沙尔派的角逐,国外"挺叙派"和"倒叙派"的博弈以及中东变局的总体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