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视角

国际体系的变革不只是表现为大国地位的升降,更体现为一个历史长时段中主导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原则规范的变化。一个体系意味着一代制度、价值和规范。大国不可能靠复制以往大国的成功经验崛起成体系的主导性大国,它必然在制度模式方面实现了某种创新,从而突破原有的力量格局的约束,并使这种创新具有道义和发展上的吸引力,实现体系主导范式的某种转变。权力和制度现状都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前兆。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能够辨别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向,制度能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在新的国际体系塑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体系变革中的大国竞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制度模式的竞争。

当代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当代国际体系正发生最深刻变革。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正形成多个发展中心,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不断加深。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平衡。当代国际体系变革将超越传统的新老霸权国家权力更替。它是结构、规范、制度的系统演变,也是国际权力和国家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和安排。因此,当代国际体系变革将具有和平渐变、复杂性和长期性特点。中国是世界新兴大国,无意谋求世界霸权,而是当代国际体系变革的建设者。中国积极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最高价值基础、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国际法基础,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

国际体系变革视阈中的和谐世界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21世纪我国对外战略的重大指导方针。当今国际体系变革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现实基础,要适应国际体系变革需要,探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路径。

当代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发展,国际格局多极化呈加速发展趋势,世界正在形成多个力量中心,形成“一超多强”或“两超多强”的新格局。在国际经济上,基本形成美、中、欧盟和日本四足鼎立之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装备制造大国。

储备货币竞争性供给、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缺乏对国际储备货币供给的约束,储备货币发行国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承担的成本却很小。主要储备货币国具有发行货币的内在冲动,形成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性供给,国际储备货币总是处于过量供给状态,从而引发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实体经济增长有限,货币向虚拟经济转移势所必然,最终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突显了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必要,也促成了变革机会。着力推进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变革、适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是保障中国国家利益的可行选择。

国际形势剧变下中国的国际取向

当前以金融危机为主轴的国际形势变化契合了世界秩序正向后西方社会或后美国社会转换的大背景。国际形势的剧变给处在崛起道路上关键阶段的中国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这一机遇主要体现在扩大中国政治影响力和调整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上。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际格局正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战略思维的重要性,主要在正确看待时代、积极应对国际格局的调整与变化、推进国际体系的变革、发展国际经济新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外交新战略新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关国际战略的调整、探索与经验总结的理论成果,这是指导我们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和进行国际交往的行动纲领,必将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

资源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影响

传统资源民族主义曾经是发展中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自然资源主权的政治行动,新型资源民族主义是所有资源大国推行经济重商主义的政策工具。资源民族主义形式各异,其根本在于强化政府在资源部门中的主导地位,提高国家在资源利益分配中的份额。当代资源民族主义呈现全球化发展态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资源部门采取了民族主义政策。资源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反映了过去由发达国家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当代历史

500年来,西方实力首次处于相对衰落时期。近30年来,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了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通。产业的全球分工、制造业的外包和生产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给西方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欧美制造业普遍衰落。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推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新型国家利用比较优势,以低劳动成本和重商主义举措,吸收外资,消化外国技术,迅速壮大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竞争。国际关系体系内部的力量平衡随之发生变化。美国不再拥有维持其全球性政治军事霸权的压倒性经济实力。中国的崛起动摇着现存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当代欧美资本主义陷入新的危机之中。欧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进一步衰落,社会福利制度带来巨大的债务危机,这些都必然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寻求变革。

美国国债的嚣张特权与新时代的中国选择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国债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价值基准,获得了嚣张的特权。之后,美国国债总额呈现指数型扩张趋势,不再有实质性约束,所谓债务上限只是党争游戏,而非美国财政的硬约束。只要国际货币体系不发生根本性变革,美国国债的国际信用就长期稳固,其规模的无穷膨胀趋势就是可持续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也未能对其产生实质性动摇,所谓全球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是一种错觉而非事实。美国国债的嚣张特权赋予美国联邦政府以“借债自由”,让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金融部门免受应有的惩罚,并帮助美国在全球资本循环中获取超额收益。在资本和经常项目“双顺差”时代,为扶持东南沿海的出口制造部门,中国长期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低位,因而积累了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巨额外汇储备,到如今这一做法已不再必要,不仅收益率低,还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进程、动因与挑战

印度拒绝接受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理念,与传统援助国开展三方合作似乎并不符合其逻辑,然而曾经偏于边缘的三方合作正在成为其对外援助的重要选项。看似相悖的行为背后是基于多重诉求形成的逻辑自洽。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是内生性诉求,借重域外力量实现印度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是外在驱动力,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特殊考量,而提升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渴望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对三方合作的期待。印度积极开展三方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工具性考量,理念与规则的兼容度、政策与项目的可持续性、合作的过度政治化等成为推进合作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