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背景下翻译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中国特色工程技术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要求翻译人员具备更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工程技术相关国际事务、遵纪守法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等。因此,本文以《工程翻译》课程为例,着眼于从以下几个方面在翻译课堂上融入课程思政:(1)将中国思想文化潜移默化融入课堂;(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融入专业内容;(3)将公民道德与译员职业道德准则渗透于实践;(4)提高教师个人修养,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5)引导学生正确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以期培养出的翻译人才能更好地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工程技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迈向多元共治:现代国际法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

在国际形势迈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结构存在明显弊端,极易被“极化政治”所裹挟,导致国家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减损国际法的权威与效用,不利于维护大国之间有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从实践来看,不应以形式的二分法来僵化“国际法主体”这一概念,而应强调国际法中“对世义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契合,秉持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体而言,要转变国际法治理结构合法性存在与有效性运作的政治理念,以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来构建国际法规则体系;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根本价值导向,通过国际法秩序的“稳妥性重构”来实现国际法体系下多元行为主体的和谐共荣;要对国际法渊源效力层级制度体系进行反思性批判,维护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则之间的复杂动态平衡,构建多元共治模式的国际法效力体系。

青岛故事融入国际话语体系的困境及优化策略

讲好“青岛故事”,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是提升青岛国际形象,彰显青岛国际地位的重要实践方式。基于国外NOW英语新闻语料库和国内主流英文媒体对于“青岛故事”的报道语料,对比外媒“他塑”与国内媒体“自塑”的青岛形象,发现其对外传播存在“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叙事主体单一化、叙事理念相对滞后、叙事模态不够丰富,叙事视角存在偏差。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实现多元参与、坚持理念引领、丰富叙事模态、转变叙事视角的优化策略。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策略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为我国赢得国际传播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中医独具中国特色,然而有关中医翻译和国际传播之间的学科合作现有研究很少,关于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主题研究成果更是极度缺乏,因此,研究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对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非常重要。文章采用解释主义范式下的定性研究方法,搜集学术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媒体资料等,采用主题分析法分析提炼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机遇和困境,在此基础上得出构建中国特色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四条策略:加强学科交叉合作、构建具有国别特色的中医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兼具经典和时代特色的中医翻译国际传播内容体系、出台政策鼓励中医翻译科研与国际传播实践相结合。这对引导外国受众了解中医、了解中国文化、加深对中国的积极印象具有重要作用。

以系统集成思维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以系统集成思维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宏观格局上必须在“两个大局”的宏观视野下,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体制机制上从国家层面对“大外宣”进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构建协同实施、合力推进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在传播渠道上做到大众传播与人际交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造船出海”与“借船出海”相结合;在话语体系上从文明逻辑、发展逻辑、大国责任逻辑出发对叙事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与创新。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插体系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大力提升文化传播力、文明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际贸易体系需要甘肃这个“紧固件”

第三十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兰洽会)成功举办。超越甘肃一省之地,从更大背景和更高层次上审视其意义和发展潜力,可以看到,无论是熔铸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是稳定、发展当今国际贸易体系,都需要充分发挥甘肃的“紧固件”作用。作为甘肃第一、中国西部重要的内外贸一体化经贸盛会,我们期待兰洽会能够充分发掘甘肃的经济贸易“紧固件”功能。

聚焦“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突围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此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举措。述中国国际传播之历史轨迹、关于能力建设的内涵,重在论述何谓“更有效力”,解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若干科学规划。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在全球变革下构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百年变局之下“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股力量交织博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组,也将带来国际传播秩序深度调整。既往西式全球化本质上是“盎格鲁—撒克逊”霸权逻辑,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现实基础就在于对西式全球化的全面超越。随着全球权力结构“东升西降”态势演变,中国有望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并成为推进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在全球变革下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提供了行动框架和实践平台,有望为构建权力结构更加均衡的国际传播新秩序作出中国贡献。

多重三角关系抑或阵营化:国际体系演化逻辑及其前景

纵观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多重三角关系和阵营化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演化逻辑和路径。阵营化造成了集团对抗,或者引发大战,或者陷入冷战;多重三角关系基于议题而形成灵活外交,保持了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互通-互动是推动国际体系演化的动力,交通、通信等功能型互通-互动扩大了国际体系的规模,最终形成了具有全球广度的国际体系。在功能型互通-互动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广度延伸、密度增强,到19世纪中后期,多元区域性国际体系朝着“全球性”的单一国际体系迈进;而以价值型互通-互动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阵营化演变,阵营化国际体系的对抗强化了体系阵营内部的凝聚力和等级性。经济社会的发展冲击着阵营化国际体系,多元权力中心的历史性回归为多重三角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是未来国际体系的前景之一。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新趋势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轮接一轮的超发货币和一次又一次的对外金融制裁严重打击了美元信誉,美国为了维持美元霸权开始构筑金融领域的“小院高墙”,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兴起了“去美元化”浪潮,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变。展望未来,目前的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终将式微,本币结算会异军突起;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权货币甚至黄金都可能发挥通用货币职能,超主权货币取得突破的难度依然很大。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使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地缘政治逆风,传统主权货币国际化路线受阻,但美元式微也为人民币提供了窗口期,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走出新路径。我国需要坚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融入本币结算新趋势,推动黄金货币化,提前谋划超主权货币。

广东地方高校国际化评价体系:构成要素与构建策略

本研究旨在探究广东地方高校国际化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与构建策略。通过对高校国际化评价体系的构成与特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内外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得出一些主要的指标,进而明确了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通过文献综述和调查,并运用SPSS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确定了评价广东地方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构建策略方面,本研究提出了明确评估目标、制定评估重要指标、修改或扩展现有的评估标准、建立评估数据库、运用评价结果等建议。此外,本研究认为地方高校国际化评价体系应涵盖国际化战略与政策、基本条件、人员国际流动、资金与投入来源、科研与学术的国际化、港澳台合作项目以及地方特色项目等多个方面。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国际化评价体系,对于提升广东地方高校国际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世界动荡变革期的国际信任建设:国际体系的视角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任赤字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运行的重大问题。从国际体系及其演进的角度考察信任问题,可以为国际信任建设提供一种历史机理层面的有益探讨。从国际体系的演进历史看,基于秩序机制、规则规范形成的国际信任关系是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保证和基本内涵。国际体系演进的历史进程从一种历史实践的角度,反复说明了国际信任建设对于国际体系稳定运行的重要意义。国际信任关系的紧张、恶化会对力量结构以及国际体系造成破坏性影响。确立共同的利益观和文化价值观,形成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构建防范关系恶化的相互安全保证机制,确保关系态势的可预期性,是建立长期、普遍的国际信任关系的重要手段。

不平等国际货币体系下资本偏向流动与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影响大国关系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问题,对其原因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资本流动过度偏向中心国家,可能导致实体经济的失衡,也会引起中美贸易失衡,而这一结构性因素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后,跨境资本流入使得美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账户保持赤字状态,表现为美国和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非关税因素在美国贸易赤字传导中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贸易伙伴对美国的资本输出规模越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制造业规模越大,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规模就越大。如果国际货币体系继续以美元为中心,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依然保持逆差,并持续向其贸易伙伴传导,目前这一现象在中美贸易失衡中得到体现,未来也可能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中显现。在美国对外贸易平衡与维护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难以兼顾的情况下,贸易争端并非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可行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促进中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能够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有助于缩小中美贸易不平衡。

校企合作背景下高校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应用

校企合作背景下构建高校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有助于增强学生国际贸易实际操作能力,提升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并促进高校教育资源与企业资源的共享,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因此,校企应共同开发符合行业需求的国际贸易实践课程。企业导师要积极参与课程教学以提升学生的实战经验,而高校则应通过企业实习项目加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利用企业资源引入先进的数字化教学工具,并建立校企双向反馈机制优化教育内容与方法,切实推进校企合作背景下高校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构建与实际应用。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三个关键选择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是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关键举措。客观地看,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进一步推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回答好一系列重要命题。其中,至少涉及三个关键选择: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支撑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支撑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改革促动与科技赋能,把制度、组织、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

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共同体”的词源与演变探析

“共同体”一词历经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社会学奠基者在马克思著作启发下引入“共同体”(英语Community,德语Gemeinschaft)一词作为社会学基础概念,描述基于共同生活和共同利益自发形成的人类组合;第二次是在20世纪中叶,“共同体”再一次发生概念迁徙,从社会学领域跨入国际政治领域,深受战后社会主义思想启迪的欧洲人用于召唤对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紧密合作,其成功实践引起了其他合作组织的效仿,最终这则语言学上的隐喻得以反映在我国对国际组织的译称上。这一跨越不同学科边界和东西方地域边界的概念演变图景,在微观上揭示了社会科学概念内部以隐喻为路径的语词迁徙和交叉影响,值得作为学术界典型案例;在宏观上则彰显了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贯通了国际政治话语,并将共同体意涵推向了更为深广的维度,指向全球人类社会在面临共同挑战或问题时共同合作的意识和行动,是对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赓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宣传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做出又一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