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院足球培训补偿争议裁判法理

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法等方法,对国际足球培训补偿机制与其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判例进行研究,认为:国际足球培训补偿的合法性来源于欧盟法律基于足球行业的合法性目标所给予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让渡,其性质是职业足球对业余足球或草根足球的反哺机制,其补偿权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为培训俱乐部在球员转会后获得补偿而创设的一种债权;在足球培训补偿争议的处理中,CAS通过审查培训补偿触发条件和例外情况来确认培训补偿是否到期,通过确认权利主体、补偿权的放弃来明确培训补偿权利,通过审查培训补偿义务主体、义务拒绝以及是否存在规则规避以明晰培训补偿义务,并形成了相应的裁判标准。研究启示:我国足球利益相关者应按照诚信原则履行其权利和义务;足球监管机构应依据公平原则建立健全足球行业实施保障机制;体育仲裁机构应依据公平原则建立足球培训补偿争议的审查和裁判标准,从而充分保障足球培训补偿实施的公正有效。

国际体育仲裁院球员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争议的裁判法理

职业球员可以基于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而不受到体育处罚是国际足球转会规则的特殊规定。运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法,分析体育正当理由规则的本质,研究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球员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争议判例。研究认为,体育正当理由是国际足联为保护球员积极工作的权利而制定的规则;在处理此类争议时,CAS审查构成体育正当理由的要件包括成熟的职业球员、低于10%的出场率、赛季后15天内终止合同的期限及球员的个人情况,其中前三项要件必须累积满足并事先发出警告,才构成体育正当理由;CAS审查遵循保护球员人格权和维护合同稳定的原则。我国职业足球应保护球员积极参加比赛的权利和维护合同稳定,并通过严格的仲裁审查和扩大审查范围来促进保护球员积极参加比赛的权利和维护合同稳定之间的平衡。

国际体育仲裁人权保护路径及其发展趋向研究

法治是秩序的灵魂,人权是秩序的基准。国际体育仲裁折射出的本质是人权保护。在仲裁过程中,程序公正是其必然要求,司法介入是人权救济的最后路径。从人权保护的发展趋向研析,国际体育仲裁具有审查监督国际化、管理机制科学化以及仲裁范式本土化的特征。

“制造平等”理念下国际体育仲裁院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规则释义

“制造平等”理念旨在平衡纠纷双方当事人间的势能差距,强调双方当事人的“武器平等”。在国际体育仲裁院“接近仲裁”的价值取向下,法律援助成为“制造平等”理念的具体化展开方式。国际体育仲裁院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弱势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一方的仲裁权益。法律援助制度的参与主体、构成要件和生效效力等具体规则不仅是“制造平等”理念的具体体现,还呈现出法律援助权利化和社会保障化的现代发展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呈现援助主体扩大化和援助方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法律援助成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构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环节。我国体育仲裁法律援助发展的具体路径应融入构建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大局,借鉴和参考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或他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相关规定,契合《体育法》的价值追求并满足体育仲裁规则的体系性和合目的性要求。

论国际体育仲裁院对不可抗力的认定

不可抗力是很多国家法律所承认的法定免责事由,在司法与仲裁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国际体育仲裁院也曾裁决多起涉及不可抗力的体育纠纷案件。CAS在裁判实践中一般依据瑞士法并辅以有关判例来判定具体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CAS正逐渐形成一套认定不可抗力的体系方法,认为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性、不可预见性、超出义务方的控制范围和存在因果关系4个方面。此外,CAS在对不可抗力抗辩进行认定时还会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表现、体育权益的保障等其他重要因素。总体而言,在CAS仲裁中当事人鲜有以不可抗力为由成功免责的情形。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各方更应合理适用不可抗力制度,妥善解决有关纠纷。

国际体育仲裁中的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

国际体育仲裁始终在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平衡中徘徊,并凸显出为维护规则而忽视权利的倾向。孙杨案亦凸显出国际体育仲裁对规则之治的强调,更反映了权利保障缺失的悲情。无论是规则还是权利都根植于利益,具有对立统一性。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应以权利为底色,强调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权利属性,在仲裁协议和具体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中明确保障运动员权利的解释立场。同时,国际体育仲裁对权利的保障也要以规则为指引。既要强调通过仲裁能动性填补现有规则的空白,贯彻权利保障理念;也要强调国际法和国内法在仲裁中的作用并指引仲裁实践,实现体育自治与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的协调。

国际体育仲裁院中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研究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在体育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证明标准是影响体育仲裁结果的关键因素,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可能导致不同仲裁结果,从而影响裁决公正性。国际体育仲裁院根据案件主体和客体不同,区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如在兴奋剂案件中,其对体育组织适用的标准区别于普通法系传统的两大证明标准,采用特殊标准——“放心满意”。研究该证明标准不仅对各国体育仲裁机构和其他体育纠纷解决机构借鉴吸收具有重大价值,而且符合新修订《体育法》中兴奋剂的治理目标,对运动员权利保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运用文献资料和案例分析法,探讨该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性质,并进一步分析其在国际体育仲裁院中的具体适用。不难发现,该证明标准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具体适用存在裁决缺乏先例效力,对间接证据适用该标准缺乏具体指导,案件严重性认定模糊,兴奋剂案件性质认定不明确等若干问题。为提高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一致性和权威性,结合国际体育仲裁院具体实践情况对具体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

国际体育仲裁院援引先例的中国启示

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从成立以来在各类案件的仲裁中频繁援引先例,并坚持用先例中的论证进行裁决,这种仲裁实践已经成为CAS在国际体育纠纷解决中的常态,在CAS涉中国当事人案件中更是如此。纵观近些年CAS涉中国当事人案的整体与个案,CAS援引先例的实践切实存在,不断影响着中国当事人与中国体育仲裁的发展。面对CAS援引先例的仲裁实践,中国当事人在国际体育纠纷仲裁过程中,应当发挥主动性,坚持提出先例的权利以及获取CAS援引先例理由的权利,并做好援引先例的前期准备和先例研究工作,同时中国需要重视CAS援引先例的仲裁实践,培养专门的研究人员,以CAS为范例建立体育仲裁机制。

《欧洲人权公约》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综述

目前学界对《欧洲人权公约》(ECHR)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研究,主要从ECHR对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程序、CAS案件实体问题的适用两个方面展开。除了ECHR第6.1条对CAS仲裁程序具有直接横向效力这一已为实践支持的结论外,学界对ECHR的刑事程序性条款和实体性人权条款在CAS仲裁中的适用效力,仍存在争议。虽然否定其效力者解释了当前实践的合理性,但是支持其效力者的论述更有说服力,他们通过分析体育纪律处罚的准刑事性、体育仲裁的强制性和体育组织规则与人权保护的冲突,呼吁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构以合体系的方式统一直接适用ECHR相关条款,并建议改革CAS内部机制。既有研究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研究可以补充国际法视角:联结ECHR与国际人权法,丰富CAS仲裁的法源;结合传统法理学和新兴国际法学理论,加强规范研究;从不同主体、具体条款着手探索ECHR在CAS仲裁中的适用,以及CAS仲裁对ECHR的作用。

国际体育仲裁院与“Lex Sportiva”的发展研究

在体育运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大量涌现的体育纠纷对建立体育领域国际纠纷机制提出迫切的诉求,国际体育仲裁院(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简称CAS)应运而生。国际体育仲裁院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其权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由国际体育仲裁院提出的"Lex Sporti-va"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国际体育仲裁院是"Lex Sportiva"的形成基础和发展动力,也是"LexSportiva"规范稳定性的保证,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国际体育仲裁院通过内部秩序的一般化、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与发展、特殊规则的创造、先例形成普通法、上诉程序普遍化和统一化等原则形成"Lex Sportiva"。依据一般的法律发展规律和趋势,"Lex Sportiva"将伴随着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发展而成长,其发展将走判例法制度与法典编纂相结合的道路,国际体育仲裁院在"Lex Sportiva"的发展中始终担任重要的角色。

论瑞士法在国际体育仲裁中的作用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当今国际体育仲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其所在地和裁决的仲裁地都位于瑞士,故实际运行深受瑞士法的影响。为实现仲裁结果对体育行业人员的公正,就仲裁程序问题而言,国际体育仲裁虽然属于瑞士法的仲裁,但瑞士法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确立仲裁管辖权等程序性事项的态度较为宽容;就仲裁实体问题而言,瑞士法不仅在《体育仲裁法典》R45条、R58条以及国际体育组织章程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其实体强制规范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8条存在直接适用的可能;就裁决的司法审查而言,一方面,瑞士法不希望过多干预国际体育仲裁正常的裁决,从而维护裁决的终局效力。另一方面,在例外的情况下保留撤销体育仲裁裁决的权力。

提升我国国际体育仲裁话语权的思考

提升国际体育仲裁话语权是增强我国国际体育治理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升我国国际体育仲裁话语权,一是要着力提升我国当事人、仲裁员的参与度;二是要加强国际体育仲裁的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下大力气培育“超级仲裁员”;三是要以建设好CAS上海仲裁中心为抓手,加强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联系;四是在涉及体育案件的媒体传播中,要坚持以客观性、法治性为原则,少一些“阴谋论”的假想,树立中国良好法治形象。最后是以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为契机,通过研究体育仲裁的国际学术交流,提升我国体育仲裁与国际体育仲裁的统筹推进。

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当前解决国际体育争议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但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的法律适用方面却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属地倾向性。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带有明显的属地倾向性的原因在于体育组织出于管理者的强势地位,它有权选择争议的解决方式以及解决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并且国际体育仲裁院是由国际奥委会创设而发展起来的,它的法律适用规则带有国际奥委会法律适用属地倾向性的烙印。这种垄断性给国际体育仲裁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

中国的体育仲裁探索和对国际体育仲裁效力的理解

根据2010年中德体育法研讨会确定的论题,阐述了在全球性多元化纠纷救济和体育仲裁作用的日益凸现中,中国对有关国家和国际体育仲裁发展的高度关注,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体育仲裁理论和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所进行的各种研究以及中国政府和体育界对体育仲裁所进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重点概括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育仲裁效力问题的基本看法,分析了对CAS承认与执行及其与《纽约公约》的关系,指出了中国虽然在现行法律上仍存在着某些相关冲突,但通过北京奥运会等实践过程,能够有效地尊重和维护包括兴奋剂裁决在内的各种CAS裁决及其效力。

论国际体育仲裁中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

在国际体育仲裁中,一般法律原则以其公平、普适的法律属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发挥着对体育自治规则的补缺和矫正功能。体育组织和仲裁机构应在坚持体育自治的基础上,结合体育争端的特点,调适一般法律原则的内涵,将其与体育自治规则有效结合,推进体育自治规则法律化的进程,从而实现体育公正与法律公正的双重目标。

对国际体育仲裁院兴奋剂处罚严格责任原则的反思

通过对国际体育仲裁院对兴奋剂处罚所适应的严格责任原则的反思,指出此原则不考虑当事人意向的弊端将会随着体育的全球化趋势而日益凸显。在对这种弊端的深层原因探究后,为确保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严格责任原则在兴奋剂处罚中的核心地位不动摇,提出了前瞻性的完善措施。

国际体育仲裁的冲突类型及法理分析

运用仲裁法、国际法和国际仲裁的基本原则与相关原理对国际体育界所推崇的体育仲裁实践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对国际体育仲裁中存在多种法律冲突及其解决方式作出了针对性的探索和法理上的分析。

国际体育仲裁院体育仲裁制度评述

体育仲裁是解决体育纠纷的有效方式之一。国际奥委会建立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及体育仲裁院是世界著名的体育仲裁机构。本文对体育仲裁院的体育仲裁机制的产生历史 ,体育仲裁院的独立性 ,体育仲裁院仲裁机构之组成及其职能等问题进行了述评 ,并分析了体育仲裁院解决体育纠纷存在的优势以及中国对该机构之利用问题。

国际体育仲裁院兴奋剂仲裁机制评析

2019年1月1日,国际体育仲裁院新设立了兴奋剂仲裁部门,并正式开始运作。该机构是顺应世界体育领域反兴奋剂机制改革的产物,根据国际体育组织授权,其可以行使从兴奋剂违规认定到处罚的全部权力。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专门制定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反兴奋剂部门仲裁规则》,作为兴奋剂仲裁庭的程序规则,该规则考虑了兴奋剂纠纷的特点,设置了一些特殊仲裁制度,比如建立有专门的仲裁员名册,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庭类型,重视专家证人作用,公开开庭,仲裁裁决书强制性公开。仲裁程序优化了国际体育兴奋剂违规处理流程,但本质上并没有扩充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权力。中国应该积极研究国际体育仲裁院兴奋剂判例,应对这一改革。

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样。国际体育仲裁裁决也可能需要它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外国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当事人身份地位及争议性质等的特殊性,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具有不同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特点。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体育仲裁裁决(包括北京奥运会仲裁裁决)尚面临诸如商事保留、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争议不可仲裁解决等法律障碍,须从立法上消除这些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