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组织践行体育促进气候行动原则的动因、逻辑和进路——兼议我国体育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全球变暖背景下,国际体育组织践行体育促进气候行动原则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以国际体育组织践行体育促进气候行动原则的动因为切入点,总结国际体育组织践行原则的行为逻辑,分析践行原则的现实挑战,提出完善进路,并讨论我国体育应对气候变化举措的完善。研究发现:国际体育组织采用软法在组织层面确立气候变化应对责任,通过规范碳足迹计算与分层处理机制的适用以最大限度减少对气候的负面影响,贯彻多元治理理念于气候行动教育、可持续和负责任消费以及倡导气候行动。研究认为:国际体育组织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原则未明、实现机制弱化、责任规定有待完善、分层处理机制的适用有待规范;可从“自主贡献”责任原则的确立、气候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责任明确的指引、生态保护意识的提升、践行体育促进气候行动原则核证制度的建立层面进行完善。基于国际体育组织对体育促进气候行动原则的践行经验,我国体育应对气候变化应加强宏观调控,“共生”气候变化应对系统,严格权责落实。

国际体育组织总部经济效应的生成机理、多重面向与愿景展望

国际体育组织与所在城市共生共荣、相向而行,城市为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政策与空间,国际体育组织为城市的发展繁荣赋予了特有动能。引入总部经济的理论框架,以AISTS关于国际体育组织对洛桑长达十六年的经济效应追踪数据为基准,针对国际体育组织总部经济效应的生成机理、实践面向展开探究。结果表明,国际体育组织总部经济效应主要为有形效应和无形效应,其中有形效应包括区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旅游发展、建筑升级,而无形效应则涵盖人才增加、知名度提升、自豪感提高、体育环境改善。比较分析三个不同阶段,得出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发展轨迹相一致。未来,城市与国际体育组织需要持续扩大经济效应,打造高质量旅游服务效应,塑造全球效应及利用遗产效应,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和国际体育组织的融合发展与共同繁荣。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危机及消解——从国际奥委会撤销对国际拳联的承认谈起

针对国际奥委会撤销对国际拳联的承认事件,探讨国际体育组织源何自治、难为自治、何以自治,旨在阐释体育组织自治的可能与可行、困境与路径,为变革中的国际体育组织寻找出路。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合法性源于组织成员的信任与委托,而自治不足会引发组织成员的不信任,以及社会各界对其组织结构不合理的质疑,进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合理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性以及体育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自主过度就会引发自治还是他治的争论,进而造成自治的合理性困境。因此,国际体育组织自治一方面要从权力来源入手,明确其自治权是内生的还是赋权的,解决结构的内在紧张问题,据此确立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从权利来源入手,明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化解自治还是他治的争论,据此确立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合理性。

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规划与模式探索

构建完善的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体育影响力和话语权及深度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及逻辑推理法,基于“螺旋模式”下国际体育组织人才的培育、推送、晋升、回流4个阶段,研究发现:1)亟需加强政府、高校、协会及社会联动协调发展、搭建信息咨询和培训平台、运用多元化的后备人才储备手段;2)设立政府与非政府混合型主管部门并加强协调输送、加大政府主导的专业人才推送及社会场域下的人才派遣力度;3)畅通晋升通道、加强枢纽联结;4)增加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岗位数量、制定开放型管理体系与保障机制及确保经验知识的提升与流动,构建完整的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模式。

国际体育组织问责制的独特属性、价值竞合及中国镜鉴

在全球体育自治背景下,国际体育组织是维持国际体育社会有序运转的权威主体,其争议解决、履行权责的问题始终备受关注。国际体育组织的问责制度具有问责对象的高度自治性、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间存有契约关系、问责依据的多元性之特点。在问责过程中,体育自治权与国家管辖权、公平公正价值与公共利益价值、国际体育组织的有限责任与当事方合法权益间的价值出现竞合。这些问题可尝试在组织文件中明晰问责路径、增设CAS管辖权条款、明确国际体育组织性质地位等措施予以解决。国际体育组织问责制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中国政府尊重国际体育组织的自治性并保护本国体育主权、国内体育组织熟悉掌握国际体育规则并与之接轨、运动员通过有效途径保障权益并积极参与国际体育活动、中国海外体育投资者充分注意国际体育组织的有限责任。

欧洲国家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研究

以国际奥委会为核心的国际体育组织网络,主导着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国际体育组织任职是国家体育实力的重要体现。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欧洲国家在国际和欧洲体育组织任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欧洲国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而女性任职远低于男性;法国居于欧洲国家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的首位,18个欧洲国家占据着欧洲国家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的统治地位;欧洲国家在国际奥运项目体育组织中的任职数量与其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匹配度较高;欧洲各国奥运项目竞技表现与奥运项目体育组织任职匹配度较高。研究提出,推广我国与欧洲国家体育合作,推动我国国际体育组织任职发展,推进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研究。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困境与出路——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深层思考

文章以六位体育法学者对话录的方式,讨论了近来国际足联官员腐败案中美国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及由此所引发的对国际体育组织自治与法治问题的思考。文章认为,美国刑事执法基于其本国法,通过引渡条约所采取的一次涉及本国利益的司法行动,有合法依据,不涉及国际刑法适用问题。国际体育组织的善治是当代体育组织自我管理的潮流和趋势,但是体育组织的自治有时候可能会失灵,因此这种自治应时刻受到外部监督,其中最有效的是法律监督。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建立一套约束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可以通过接纳已经形成的政府间条约的方式,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或采用WADA这种公私伙伴方式。

关于进一步发挥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作用的对策研究

在全面考察我国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历史发展沿革 ,调查我国在各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现状、队伍建设、管理体制等基础上 ,围绕我国 2 1世纪体育事业发展总目标 ,研究和选择了未来世纪我国全面参与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事务的切入点及其战略对策与措施 ,并提出切实加强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途径与方案 。

我国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人才队伍状况及对策

以全国体育系统人才状况调研资料及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作为基础性数据,分析研究我国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人才队伍的状况、特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法理分析

自治是体育行业的最佳治理方式,国际体育组织通过行使自治权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体育法律秩序。对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法理问题的分析主要从自治权的内容、属性、效力范围、拘束力和权力结构等几个方面展开。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内容包括规则制定权、组织管理权以及体育纠纷解决权。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具有社会权力的属性。与其他社会权力相比较,国际体育组织的自治权具有其独特性,表现为全球公民社会中的一种治理权,具有更强的拘束力,并具有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国家权力的"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特征。

法律多元视野下的国际体育组织基本法理问题

国际体育组织对国际体育法的发展以及国际体育运动实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国际体育组织相关法理依据的欠缺限制了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以法律多元格局为视角,运用传统国际法理论与"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为国际体育组织的存在和运作寻求法理依据。国际体育法概念的演变体现了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法秩序中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从国际法传统理论视角分析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人格,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仅为设立国的国内法人,而在"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下,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全球法"上的主体资格;根据传统的国际法渊源理论,国际体育组织"内部法律"属性是"国际软法",而依据"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则属于独立的"全球法",但"国际软法"概念下的国际法渊源理论更为成熟。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情况比较

采用调查法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体育组织领导机构任职情况,旨在为今后国际体育组织的研究提供数据参考。主要结论:第一,参与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第二,占领导机构人数最多次数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中国;第三,担任主席最多的国家依次是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第四,国际奥委会委员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瑞士、英国、俄罗斯、美国、中国。第五,上述所有方面从地区看,都是欧洲占多数。

程序正义与权利保障:国际体育组织处罚权行使的原则及实现机制

分析国际体育组织行使处罚权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及实现机制,认为:处罚权产生的基础是国际体育组织和处罚相对人之间事先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属性上看是一种惩戒罚权。程序正义和对处罚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是国际体育组织行使处罚权应秉承的2个相互联系的核心理念。国际体育组织处罚的程序正义原则是其行使处罚权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对处罚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是处罚权行使的目标和界限,是实现程序正义的核心机制,只有相对人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才能真正实现程序正义。

国际体育组织规章的法律性质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

对于国际体育组织规章的法律性质,国内观点有国际习惯说、其他国际法渊源说、国际惯例说和合同说等不同观点。但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因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及影响力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世界反兴奋剂规则》和"奥运停战"已成了国际习惯,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属于国际惯例,《奥林匹克宪章》等其他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则仅具有合同性质。作为国际惯例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可在中国法院得到直接适用,属于涉外合同性质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则必须由法院依据可适用的法律来判断其有效性。

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人格

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人格是国际体育组织设立与运行的基本法理依据。以国际法主体理论及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理论作为法理基础,分析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人格现状、局限性及发展态势。根据传统的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理论,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具有有限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其制定的规则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普遍约束力,但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运动实践中的数量及作用有限。大量存在的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运动实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它们在法理上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法律人格上仅能界定为设立国的社团法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的运作与发展。随着国际法主体资格理论的不断变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理论呈动态发展趋势,国际奥委会等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在将来可能具备一定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基于软法的国际体育组织“内部法律”效力分析

以法律多元为视角,以软法理论为基本法理,在分析国际体育组织"内部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其效力。主要结论:国际体育组织"内部法律"具有独特的软法特性,包括组织成员的自觉、社会事实、制度认同和组织章程的规定等多元效力来源,是具有一定"刚性"的国际体育软法。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下,效力位阶从高到低依次为:《奥林匹克宪章》、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的章程、具有授权立法性质的派生性规章,以及包括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国际体育比赛规则和竞赛标准等在内的个别规范。在效力位阶出现冲突时,位阶原则的确立可参照法律效力的位阶原则。

国际体育组织处罚决定及裁决的法律效力探究

国际体育组织在性质上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对成员的处罚基于私法主体之间的"自治性"理论。国家法院对国际体育组织的处罚保持尽量不干预的态度,但仍然通过司法监督的形式保留国家对私法主体的管辖权。我国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确保国际体育组织处罚及其仲裁裁决在国内的承认与执行。

基于国际体育组织应尊重和保障运动员人权视角的“Lex Sportiva”的正当性研究

"Lex Sportiva"是以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为基础形成的全球体育法律治理体系,尊重和保障运动员人权是其正当性的底线。无论是由国际体育组织主导的强制性体育仲裁规则体系,还是国际体育组织自身的治理都应承担尊重和保障运动员人权的责任。为尊重和保障运动员人权,国际体育组织应依据《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遵循国家保障人权的法律、修订国际体育仲裁相关规定、完善人权尽责调查程序、设置有效申诉程序。

我国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

国际体育组织是开展体育外交、参与国际体育治理的重要平台。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厘清国际体育组织人才的结构、分布及选用标准,对目前我国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所面临的规划导向不明确、制度保障不健全、理论研究不扎实、学科与专业建设不完善、实习渠道不畅通等困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加强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统筹安排战略规划;完善机制保障,设立专职协调机构;加强专业建设,推进学科发展;创新培养方式,构建协同育人新机制;政府、高校与社会联动,构建多方联合实践培养体系;拓展实习渠道,增加资助力度。

国际体育组织忠诚条款的合法性:基于欧盟竞争法的考察

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12月裁定国际滑冰联合会规则违反欧盟竞争法,导致对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中常见的忠诚条款开始重新审查。欧盟法可以适用于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国内竞争主管部门处理了一些有关忠诚条款的体育争端,但大多数以体育组织修改相关规则、当事人达成和解以及欧盟委员会结束调查的形式结案。此类忠诚条款对体育运动治理的"金字塔"式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是否违反欧盟竞争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国际滑联案裁决无疑会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并加强对运动员等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