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效、挑战及对策建议

中国在全球治理、经贸合作、国际金融、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安全发展等领域提供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也不断提升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当前,中国国际公共产品面临自身供给能力有待加强、国际社会内生阻力较大、外部压力上升的挑战。为此,中国应增强自身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成色;以制度型开放加快中国参与国际规划的制定,创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良好环境;加强国际传播,赢得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主动。

习近平关于供给国际公共产品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

面对全球治理严重赤字,供给更多更好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和开启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表现。新时代习近平围绕中国有效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呈现“为何供给”“如何供给”“有何供给”的逻辑理路。“为何供给”全面回答了中国供给的重大意义,即坚持问题导向应对全球挑战,坚持目标导向实现伟大梦想,坚持责任导向强化使命担当,坚持需求导向促进共同发展,坚持舆论导向展现大国形象;“如何供给”全面阐明了中国供给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开放共享、合作共赢、发展共荣的三大主张;“有何供给”全面揭示了中国供给的主要类型,即从区域到全球、从有形到无形、从单一到复合、从一维到多维、从单独到合作的丰富多样。这一逻辑理路既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面貌,也体现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新风貌。

国际角色定位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基于对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演变状况的分析

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及衍生的外部行为是由内部认知和他者期望的双向互动建构而成的,同时具备稳定性与可变性。一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深刻体现着国家的国际行为方式与对外政策倾向,并受到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影响。角色理论能够为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提供合理的视角,一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内容、偏好及方式都与供给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直接相关。古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以及当前处于变局之下的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分别为“天朝上国”、参与者及建设者,相比古代中国的被动,当代中国更加注重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融入开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对外推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和外交行为都更加成熟,但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从古至今始终重视对周边国家的产品供给,宣扬传承“和合”理念,并以“不干涉”原则为指导思想为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新时代,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软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环,这无论对历史的传承、自身发展、全球和地区建设,还是多边体制的变革都有重要意义。

印度地区领导力建构及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逻辑

国际领导力源自合法性认同,大国通过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能够促进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统一。在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格局中,领导性大国依托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在共同体内外夯实领导力的社会基础。印度作为传统的南亚地区大国,冷战后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推进区域政治领导力的意愿与能力均显著增强。在长期睦邻外交实践中,印度将自己置于南亚政治网络的中心位置,通过发起区域互联互通倡议、强化基础设施援助与供给区域公共产品,强化区域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但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印度主导的区域互联互通项目存在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叠竞争的压力。在南亚区域一体化合作方面,南盟区域组织发展受制于印度偏好而进程缓慢。长期以来,南亚区域合作中的印式领导力面临巴基斯坦的尖锐质疑,而且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的战略追随也时常摇摆不定。为进一步夯实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印度需要供给更高质量的区域公共产品以争取追随者的政治认同,同时消解因大国竞争与区域冲突所引发的不确定挑战。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

鲁班工坊,服务“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写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天津院校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教育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基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示范区与示范区“升级版”连续15年的建设成果。

进博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应研究:指数构建与量化评估

进博会是习近平主席擘画下中国供给的“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成功举办五年来,进博会产生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应如何释放、如何量化、如何变迁,亟须得到系统论述。本研究阐释进博会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和供给效应的基本理论框架,探讨进博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应在国际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十大传导机制,构建进博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应的指数评价体系,计算2018—2022年五届进博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综合效应、机制效应、平台效应和价值效应指数数值,分析各类效应的变化趋势,并在指数计算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增进进博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应的政策建议,从而为进博会“越办越好”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创造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并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大得益于全球化时代的红利,全球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从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充分利用和配置科技、资本、人才、管理等市场资源;同时,中国也以自己的快速发展给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WTO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它凝结着人类谋求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可贵共识,中国的发展既得益于此,中国也理应给世界贡献类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造福于人类。“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创设并提供的一种互惠互利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构建

在当今国际社会国际公共产品盛行的形势下,中国缺乏全球规则制定与治理的话语权。"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通过陆海构建对外经济合作、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是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国内外困境、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的重要举措,是一种典型的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正外部性以及互惠共赢性,无论对中国还是沿线国家都将产生发展与改革的双重激励效应。因此,中国有必要与沿线国家共同探讨建立包括商品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风险防范、经济发展互助、货币与汇率协调等方面在内多种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

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外交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中国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领导人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看作是中国实力提升后所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中国只承担与自身国力及国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无意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地区冲突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为重点,集中表现在为解决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的"中国倡议"。从传统及现实的角度分析,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中国外交转型的方向。它改变了中国外交的行为方式,使中国外交更加遵守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社会;更加自主、自信,更多独立提出解决方案;也催生了国内其他职能部门承担相应对外交往使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演进、发展趋势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把握国际公共产品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规律,并科学确定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策略,对于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基于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视角,从国际公共需求驱动和不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两方面,阐释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并从国际关系演变历程视野,纵览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嬗变及核心特征,最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情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就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策略提出政策建议。具体而言:使发展、治理和安全视野下的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实践,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规则制定;基于公共利益需求凝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共识;通过区域性公共产品正外部性效应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创新国际公共产品融资机制安排。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研究评述

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和解读区域合作的新视点,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及其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关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内涵界定、主要分类、供给模式及资金来源,本文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文献评述。现有研究虽加深了人们对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认识,但离成熟、规范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还有较远的距离。据此,文章最后就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探讨:加强传统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学派公共产品理论的融合、强化需求与供给机制分析、重视中国因素。

国际公共产品的税收供给方式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出现了国际共同需要,导致公共产品跨越了国界,产生了国际公共产品。由于不存在具有主权性质的国际政府,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问题一直是近些年来国际问题的焦点之一,也是学术界颇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本文认为传统的国内税收供应方式无法提供充足和稳定的资金,因此应对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产生的经济行为进行国际征税,其税收收入专款专用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以联合国会费为例

本文以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为例研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以理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逻辑与脉络,其中提出三个问题并运用VAR模型进行解释。结合中国对联合国会费负担的态度变化及其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随国际地位及实力的变化情况和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是否应该上升三个问题,对中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原因、变化、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环境与国际关系:一种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

后冷战时代,随着传统的军事安全地位的相对下降,全球环境问题正渗透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成为国际冲突中的一个新热点。对于全球环境问题,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不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构,提出"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有关国家为了本地区的环境安全而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和维护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也必将成为今后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

从参与者到倡导者: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变迁

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行动日益积极,正在从参与者向倡导者转变。本文提出了供给者身份变化的一个分析框架,认为供给意愿与供给能力的变化影响着供给者的身份类型。中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持续增强,内部动因来自于国内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转变、国家利益海外化的保护需求;外部动因来源于国际权力的结构转移、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困境和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预期效应扩大。在供给能力上,中国需要着力塑造和加强利益协调与整合能力、权力生产与运用能力、制度学习与控制能力、规范创立与传播能力,努力成为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负责任倡导者。

官方发展援助:国际公共产品与传统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性质如何定位?在其传统发展援助的功能之外,是否还有并应该具备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特征?如果有,两者的关系与比例分配应该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财政与国际财政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1997-2007年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19个成员国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在ODA中国际公共产品与传统发展援助两者的比例关系,讨论国际公共产品比重增大条件下对传统发展援助存在的"重合效应"或"挤出效应"问题。在这些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发展财政与国际财政之辩证观,本文从国际范围与我国国情两个视角对ODA的发展与我国相关政策的运用提出了建议。

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通过分析国际公共产品在"资本供给"、"公正原则的体现"及"参与主体的权力"三个方面的具体困境,指出在"资本供给"方面,主要问题有资金总量供应不足,各国受益比不同和"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在"公正原则的体现"方面,由于各方对公正原则(具体表现为平等原则、互反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内涵及其内容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具体体现难以达成共识,公正原则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执行;在"参与主体的权力"方面,由于各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国内政策基础的不同,代表团能力的高低也使得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不同的结果。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基于财政学视角

虽然研究公共产品应对公共问题历来已久,但对国际公共产品解决国际公共问题的探讨却由来未久。目前研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有两大主线:即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作用对象、受益范围和供给主体三方面分析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进而指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源于资金供给难题,基于这一事实,本文从财政学视角对破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融资难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为解决各国之间的各种问题,国际组织应运而生。作为国际组织的产物,国际公共产品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很大并处于不断增长的过程之中,但供给却没有自动增加。金融发展是自货币出现以来伴随人类进步的基本现象之一。而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组织和金融制度,以便更加合理地配置金融资源。国际组织需要扮演召集人的角色,把利益相关的各方召集到一起,利用金融发展所带来的融资方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