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运用国际共生论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国际体系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时代,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已逐渐失去其合理性,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大国之间的必然选择。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中美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具有共生性。但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双方尚未形成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成熟的共生型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一个积极的"施动者",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早日成为现实。

“全球南方”如何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基于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

伴随“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态势持续增强,其面临的困境愈发凸显,具体表现为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理论困境导致“全球南方”问题研究缺乏本土视角,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难以得到认同;制度困境导致“全球南方”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薄弱,国际影响力难以有效发挥;发展困境导致“全球南方”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潜力难以充分激活。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与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形成与加深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助力“全球南方”突破相应困境。理论上,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有助于破解强调“对抗冲突”的“西方迷思”,强化“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践上,“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效提升“全球南方”的制度性权力,充分激活“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其实现发展战略自主、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当然,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应用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尚处于探索阶段,深层融合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和完善。

国际共生论

讨论国家关系问题,离不开国家;讨论国家问题,离不开人。国家问题,是关于人的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是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归根到底,亦是关于人的问题。因此,必须从人出发。本文从社会共生论视角,观察国家之间(包括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等)各种互动关系,分析各种国际问题之成因,探索化解国际问题之方法,寻求人类健康发展之道,故名之曰:国际共生论。

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的未来走向及其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影响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为中国迈向全球进行的外交理论准备,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批判性反思的背景下,国际共生理论应运而生。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全球共生意识的进一步聚集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但共生型国际社会的出现还有赖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互动、国家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国际争端处理机制的建构。

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

共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共生国际体系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的组合状态和彼此间的利害关系,分为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递进都意味着共生关系的优化,并伴随着一系列理论自觉和实践创新。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以来,经过六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中国已逐步形成并发展了和平共处理念。在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持续迈进的现阶段,中国正致力于积极建构和平共生理念,并着眼于下一阶段的使命——推动国际体系朝和谐共生方向发展。这就需要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进共生关系的优化,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的同时,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推动各方朝着打造命运共同体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相向而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国际共生路径

就已公开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知识产权谈判美国草案而言,其中不乏许多条款的保护标准均超过现有的FTA,揭示了美国欲重构及加强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与执法力度的意图。作为美国与亚太国家签订的代表性FTA,有必要比较TPP草案与TRIPS等传统FTA间的差异。研究基于技术共生理论并以日本新兴医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为例提出,在日趋严格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培植适宜国际技术生态的共生网络,以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

共生型国际秩序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用一种新的思维来思考世界秩序以及建构一种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新秩序,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共生型国际秩序。共生型国际秩序强调国际行为体应具备共生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冲突是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建构共生型国际秩序的有益实践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共生观念。因此,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遵循共生型国际秩序的发展规律与内在要求:从发展方向上来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没有固定的终点,而是处于一个共生度不断提高的运动过程之中;从内在要求上来看,要维持和优化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守包括不触犯共生性底线、利益均衡分配、相互包容、尊重对方文化以及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使命运共同体朝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高技术产业化的国际共生现象与中国的对策选择

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综述了世界高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多国策略和共生－ 竞争格局的形成，在分析了国际经济的基本走向和中国自然资源所赋予的经济结构、工业化进程、产业群的关联与现状、技术进步等宏观变量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对策建议。

为什么要倡导共生型国际体系——与熊李力先生对共生性学说理论批判的商榷

"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出现的两大历史发展趋向,一个是以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共生关系发展趋向,另一个是民族独立、建立与建设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向。这两个趋向,后者存在于前者之中,前者依赖后者活动来实现;尽管各具张力但具共生性,必须统一。这种辩证统一性规定了国际体系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共生性。尽管国际体系长期以来显示出寄生型、霸权型特征,但是其内在本质的共生性外化为共生型国际体系具有历史必然性。倡导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私道"与"公道"的辩证统一是实现国际体系历史转型的需要。"熊文"的"竞合型国际体系"说既无合理的实践性又无前瞻性。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历史使命。

高技术产业化的国际共生现象与中国的对策选择

本文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综述了世界高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多国策略和共生－竞争格局的形成，在分析国际经济基本走向和中国自然资源赋予经济结构，工业化进程，产业群的关联和现代，技术进步等宏观变量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对策建议，即以微电子信息产业和现代生物高技术产业为优先发展和重点领域，以航天技术，激光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新型材料技术和能源技术等为辅助领域，形成一个开放的。

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

当今世界上,价值一元论颇为盛行。各种一元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种。当代的这种一元论思想,其来源可追溯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其理念。然而人类历史的演进表明,按照一元价值的设计进行社会改造或构造全新的经济政治的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其根源就在于一元论的思想和做法背离了世界多样性的根本现实。人类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多元价值是由世界的多元性现实决定的。价值平等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理念,意味着任何一种价值都不能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这些价值包括和平、自由、秩序、免于贫困和饥饿等,端赖一定的时空条件及人们的选择。这种选择同其所处的情境和具体条件密切相关。在多元价值基础上,以共生观念看待世界和世界秩序,人们将摆脱一元论的思想束缚,获得思维的突破并以一种新的眼光观察世界和处理世界事务,世界将由此获得更多的和平和进步。

国际共生理论的理论贡献、现实回应和未来展望

近些年随着逆全球化的趋势和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各种危机、冲突不断,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和平与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学术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反思。随着中国学者自主知识意识的觉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出了诸如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学派等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理论争鸣的态势。其中,由金应忠教授倡导的国际共生理论跳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认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共生性是孕育、形成、强化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巨大动力;“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际共生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顺应了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实践理念,对于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设共生互利型国际秩序、改善国际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本文对金应忠教授为国际共生理论所作出的探索与努力进行了梳理,以纪念其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当前国际关系处于最为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当中。国际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改进、多极体系的管理以及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等一系列关系到国际关系发展的全局性议题,相互叠加在一起。作者首先对西方世界内部周期性地出现的从多极体系向对抗性两极体系演变的现象及其根源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正面汲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经验以及探究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发展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和可能。然后对共生国际体系与寄生性和对抗性国际体系作了区分,同时分别考察了文明共生的价值体系、包容式改进、结伴不结盟以及跨国行政合作在推动国际关系升级换代,向新型国际关系转化过程中的意义。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外交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面对的仍然是共生与对抗、对话与伐异、包容与排他、结伴与结盟等复杂国际选题,构建和平发展的共生国际体系的耐心和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上的决心,仍然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一对主题。

技术创新的国际共生网络比较及其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启示

就已披露的TPP知识产权美国草案而言,诸多条款均超过现有FTA的保护标准。有必要跟踪了解TPP知识产权谈判最新进展,比较其与TRIPS等传统贸易协定间的差距。本文以日本新兴医药企业为例,探索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具国际适应性的技术创新路径。

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种构建途径

近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相继出现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以及"共生国际体系"三种理论观点。这三种观点虽然都是中国学派理论构建实践的产物,但从理论生成过程来看体现出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为思想途径,即从中国思想传统出发,强调中国人对世界的独特本体论认识。其二为思维途径,即从中国思维传统出发,强调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这两种途径对于中国学派的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也生成了各自的理论观点。但这两种途径也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思想途径在中国思想元素与现实国际关系的逻辑相关性以及所生成理论知识的逻辑完整性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而思维途径虽然弥补了思想途径在这两方面的缺陷,但在认识论方面可进一步挖掘。今后中国学派的构建实践需要将思维途径与思想途径相结合,克服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方面存在的不足,以期在理论构建上实现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