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辩论”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自我意象建构

"大辩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部分事实以及叙述方式,它大体建构了五次大辩论的学科"正统自我意象"。这一正统自我意象具有概观、简易和快捷的优势,使得学科对外呈现出一种知识整体性和独立性,但是,它也造成了学科历史的一些失实与扭曲、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中心感和知识傲慢、学科历史的碎化感、当下主义的"辉格式的历史"的流行、现实或潜在的学科实践冲突等知识缺陷和学术实践缺陷。基于此,大辩论式的学科历史必须予以修正乃至超越。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修正需要反思"虚假的第一次大辩论"、重新发现大辩论所掩盖的其他知识贡献、转变大辩论的"战斗"意象为"辩论与对话并存"的友好意象、借助范式概念建构一个相对连贯的进步的学科历史;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超越需要基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的问题意识来展开国际关系思想体系内部的代际知识演进及其彼此间的对话关系,使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由"理论间的辩论史"走向"问题意识-思想体系的对话史"。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塑造出一个多维度的学科"意象":"大争论"不断的学科发展历史,分裂的、国别性的国际关系学,主导的"情境主义"学科历史阐释方法。但同时,过度强调"大争论"、偏重思想史而忽视制度史、国别知识比较研究的稀缺、情境主义方法与内在话语分析方法的对立等又成为学科"意象"塑造中的不足。基于此,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想要实现改进性的学科"意象"再造,就需要加强学科史的制度维度研究,在国别考察基础上进行跨共同体知识比较研究,将"内在话语分析"与情境主义结合起来阐释学科发展动力,进而展示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价值反思与实践力量。

国际关系学科史视域下的国际合作研究:一种单向度的关联分析

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国际合作研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历史特征:时间上,国际合作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空间上,国际合作研究真正诞生于美国。理论载体上,国际合作研究主要存在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际合作研究发展的历史特征受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的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学发展历史中的"国家知识霸权"的演变、"范式知识霸权"的更替、"大争论的学科发展模式"、"着重于行为研究和语言研究的重大知识革命"对国际合作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合作研究为何呈现出这样的时空特征和理论特征。这种分析是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视角出发的,而且是一种单向度的分析,强调国际关系学科史对国际合作研究的影响。

国际关系学科起源动因探析——基于对英国和瑞士的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分析

国际关系学科的首个教席“伍德罗·威尔逊教席”和首个国际关系研究院“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的成立过程揭示了欧洲国际关系学科起源的三个相互作用的动因:环境、主体和资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寻找维护和平方法的理想主义思潮刺激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出现;慈善家和基金会都意识到培养国际关系人才的重要性,资助了知识生产制度的创立,为知识生产活动提供了资本;国际联盟成立后也对国际关系人才提出需求。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投身于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建设当中,构建起有制度可依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梳理欧洲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是社会现实与知识制度化双向互动的过程,社会发展是刺激学科知识创造的重要因素,而成立后的专业知识体系所生产的国际关系知识又将被运用到现实政治当中,影响社会现实。

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基于三个“错觉”的辨析

自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提出以来,学界已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摩根索的思想作为典型的“权力政治观”,可被视作是现实主义范式的重要分支之一。然而,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史、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存在着被混淆与误判的“错觉”。在学科史领域上,现有的学科史叙事法并不能反映经典现实主义的完整内容;在本体论上,经典现实主义并没有同结构现实主义一般那样具有“强物质性”;在认识论上,作为摩根索理解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权力并非是无限度扩张的,权力的目的有其政策性与规范性的一面。对这些“错觉”进行辨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摩根索经典现实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