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政治中三种基本理论规范之一,与其他两种理论一样都有着各自的理论核心,其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际主义思潮的互动是马克思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历程中影响极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主要通过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定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扩充这四个方面来探讨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际关系的解放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变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这都是世人关注的问题。报告第十四部分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中国的回答。再联系二十大报告其他十四个部分,二十大报告给国际关系学者提出很多重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命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社会角色

在国际关系领域,当提到学者如何在实践领域扮演角色或发挥作用时,主要是指学者通过提供建议、参与决策甚至是通过＂旋转门＂直接到实务部门任职等面向政策领域的活动。特别是在智库热的当下,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为决策服务的研究中去。但本文试图强调国际关系学者实践化的社会维度,也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以及路径。面向决策者的智囊角色和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是国际关系学者实践化中的两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面向。

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减少国际冲突

相互依存可以减少国际冲突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但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来看,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减少国际冲突。核心概念界定1.相互依存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概念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时代。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阐述了国际贸易的理论,揭示了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规律。随后,国际关系学者对相互依存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欧汉和奈的定义。

“新冠疫情蔓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及中印关系”会议综述

2020年5月29日,受中联部委托,由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主办、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承办的中印专家在线视频会顺利召开。会议以“新冠疫情蔓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及中印关系”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中国研究所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和四川大学等知名高校和智库的国际关系学者20余人,围绕疫情给中印关系带来的影响、中印抗疫合作及疫情对全球治理的影响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与"描述历史"。他们不仅会探索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而且会致力于探寻有较广适用范围、简约与精确的规律。在对国际关系史提问的时候,社会科学学者倾向于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他们也更愿意从历史比较中提出问题。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会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素材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

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意识

专业意识、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在国际关系研究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关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的讨论已经很多,但有关专业意识的讨论却还少见。社会上嘲讽我国国际关系专业门槛低的常见说法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当国际问题专家”。国际关系学者可能对这个嘲讽感到不公允,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国际关系学者无专业。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媒体和职能部门会向一些国际安全问题专家采访或咨询关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的问题,但他们绝不会向外科医生咨询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反思为何人们不知道国际关系学有专业之分,这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提高专业化意识。对此,笔者就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化问题谈谈管窥之见。

体系理论:1+1>2--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之六

如果有人说1加1比2大,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它违反常理。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体系理论却把1+1>2作为它的基本内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及其他体系理论萌发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这一理论的形成是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一)

苏联解体标志着战后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而冷战时期的结束也向反映这一深刻历史变革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方面,冷战时期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的已不适用于新的国际形势,需修正、充实和发展;另一方面,冷战后时期的新形势召唤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笔者不久前重访美国时,曾与哈佛大学斯坦利·霍夫曼教授就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霍夫曼教授认为,国际关系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反映冷战后国际关系是一严峻的任务。近年来,西方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化与整合性的案例选择策略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不仅要探究历史,更要寻找因果规律。完整的因果分析过程往往包含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一是探寻因果关系的理论生成,二是厘清因果机制的理论验证。

俄罗斯对外关系与国家发展——来自布热津斯基与格拉济耶夫的观点

特朗普执政给美国内外政策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如何处理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一个重要话题。2017年3月,俄罗斯《报纸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当代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国家重量级智囊之一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就中美俄三国关系、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苏联加盟共和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态度、俄罗斯如何认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仪等问题回答了《报纸报》记者的提问。《报纸报》记者亚历山大·布拉捷尔斯基、鲁斯捷姆·法利亚霍夫对布热津斯基的观点进行了评述分析。俄罗斯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此前在接受《报纸报》采访时,对俄罗斯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并指出了俄罗斯可能出现的七种发展走向,格拉济耶夫提出的部分观点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有所不同。此外,格拉季耶夫还提出了名为"12项措施"的发展战略,以期在俄罗斯建立现代经济发展管理机制。他表示,实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为达成这一目标,应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政府成员的身上,使他们为此负起个人责任,并采取包括优化国有银行利率、回归"双重预算"机制、与中国开展空域一体化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俄罗斯学刊》在此特将布热津斯基与格拉济耶夫有关观点综合编发。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内生动力与学科建设

国际关系学要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学术基础。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能不能回应时代对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各种要求,学术基础的形成是指能不能利用我们已有的知识资源,找到理论建设的核心主题。

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概念创新

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元素。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分化所塑造的知识结构中,每一门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系列概念,从而确立起相应的概念体系。因此,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如何推进国际关系概念创新,无疑是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指导其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滋养其发展的主要是中体西用的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要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要想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内生动力与学术基础。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能不能回应时代对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各种要求,学术基础的形成是指能不能利用我们已有的知识资源,找到理论建设的核心主题。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政策供给——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理论与政策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一向充满争论,不仅政界与学界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彼此隔离的复杂关系,即便在学界内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与主要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之间也常常互有偏见。国内学术界在2009年曾就此问题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中的观点也不乏分歧。笔者认为，与一般的社会科学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相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外交行为和外交政策，其研究成果无论研究者的主观意愿为何，都会在客观上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意识

专业意识、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在国际关系研究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关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的讨论已经很多,但有关专业意识的讨论却还少见。社会上嘲讽我国国际关系专业门槛低的常见说法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当国际问题专家”。国际关系学者可能对这个嘲讽感到不公允,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国际关系学者无专业。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媒体和职能部门会向一些国际安全问题专家采访或咨询关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的问题,但他们绝不会向外科医生咨询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反思为何人们不知道国际关系学有专业之分,这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提高专业化意识。对此,笔者就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化问题谈谈管窥之见。

试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自觉

国际关系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往往与现实中的外交实践存在某种脱节。一方面,这种脱节是合理的,因为学术提炼必须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否则就无法升华为学术观点甚至思想;但另一方面,它也的确容易使此类研究陷入＂自娱自乐＂境地,这既有学者自身的取向原因,也有研究与实践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具体实践的脱节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