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正义的历史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启示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人类历史上空前惨重的战祸得到了制止,人类的文明得到了拯救,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在经历了过去50年的沧桑变化之后,我们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内,一起来隆重纪念这个伟大胜利的历史节日,对人类的进步、友好、和平、合作是大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胡乔木前几年指出的,“有些当年的侵略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在近年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庄严审判,歪曲这次战争的性质,竭力粉饰和隐瞒这次战争的罪恶,美化甚至崇拜在中国进行‘三光政策’和细菌战,制造南京大屠杀和无数万人坑的战争罪犯为‘民族英雄’,力图使日本现代青年和将来的人民不知道这次战争的真相”。①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并研究其经验教训,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国家图书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及其思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是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文章梳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在海外的流散、存藏情况,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开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等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的背景、进展和成果,建议尽快推动海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的调研、征集和揭示利用,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文献支持。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

梅汝璈（1904—1973年），江西南昌人，法学家，以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国际审判并为中国赢得荣誉和尊严而闻名于世。1926年，他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历任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丧钟为谁而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读后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特约戴文葆先生撰写此文,为的是提醒国人不忘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警惕军国主义幽灵的复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口译制度探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庭审,惩治了战犯,彰显了正义,定义了战后国际格局,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但长期以来学者对其研究重视程度却不如同时代的纽伦堡审判,更遑论对审判中翻译问题的研究。口译对庭审的顺利进行、确保对战犯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主要探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口译制度,分析历史背景、法律依据。最后总结其对研究二战史及口译史的重要意义,指出技术对语言服务的积极影响,以及语言能力对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中国的调查取证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驻日盟军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战犯。国际检察局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和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在法庭正式开庭前后，国际检察局三次派员赴中国调查取证，在中方的配合下搜集了许多日本侵华及日军在华罪行的证据，并找到十多位重要的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国际检察局在中国搜集到的证据和找到的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的刑事诉讼问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主要体现在审判依据及解决的中心问题,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以及审判采取的诉讼模式等方面均较为特殊。法庭审判维护了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创造性地推动了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确立了相关国际犯罪的罪名,初步确立了国际犯罪刑事追诉中的个人责任等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治视野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亦存在历史局限,主要在回避问题上存在较严重缺陷。

让铁证说话,用史实发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及《索引、附录》评介

“二战”结束不久,为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世界秩序、伸张正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中、美、苏等11个同盟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简称东京审判）。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第二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含《索引、附录》）,令铁证重现,让史实发言,对中国的抗战史乃至整个“二战”史的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更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维护国际正义。

历史的见证──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周锡卿教授

历史的见证──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周锡卿教授沈永兴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嗣后，２８名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值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我特意走访了当...

倪征燠:激昂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北京城中心的“正义路”，从前叫“司法部街”，在历史上称做“江米巷”，是京城征米的储运和集散地。那时候的江米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熬制腊八粥的原料，而是类似今天的水泥。用它制成的“混凝土”修建了长城和宫廷庙殿。1861年3月英国与法国公使在东江米巷占据了王公府第作为使馆。以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日本、荷兰共11个国家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了公使馆。

有关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纪念馆”的问题

日本防卫省所在地市谷地区的“市谷台一号馆”是日本战前、战中的重要军事设施，并在日本战败后成为东京审判的所在地。然而，围绕着“一号馆”的存废问题，日本国内曾经进行过包括国会在内的多方面讨论，在历史认知上完全对立的左右两派也为保存东京审判的历史记忆，将近代日本发动的战争全貌展现给日本民众，而罕见的统一思想也参与了保存运动。虽然最终没能完全保存“一号馆”原址，不过在其附近以“一号馆”部分建筑为基础复原建成的“市谷纪念馆”算是运动所取得的部分成效。然而，“市谷纪念馆”在东京审判的展陈上存在撇重就轻的问题，甚至还在看待皇权问题上有倒退的表现，这一点日本有必要学习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馆”正视历史的态度，应将其改造成日本国内研究东京审判的中心，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纪念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符合国际法

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多年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防止历史重演,争取实现中日世代友好,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愿望。然而,60多年过去了,日本仍有一些政客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并诋毁东京审判,把它说成是"黑暗的审判",其主要目的就是推翻东京审判对甲级战犯侵略罪行的历史定论。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做的判决的效力不容置疑。

正义斗争和辉煌胜利──忆中国留美学生的抗日活动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正义斗争和辉煌胜利──忆中国留美学生的抗日活动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周锡卿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回忆当年的正义斗争和辉煌胜利，感到非常兴奋。以下谈我经历的印象最深的两件事：第一、中国留美学生的抗日活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

翻译技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翻译中的应用

1引言随着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不断扩大,翻译需求急剧增加,质量和效率要求也不断提高。面对高强度高要求的翻译任务,传统的人工翻译方式早已无法满足翻译产业的需求。于是人们便开始借助技术的力量,寻求对传统翻译作业方式的革命。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无疑促进了翻译行业的巨大变化,呈现出技术运用的时代特征(王华树、王少爽,2016)。傅敬民(2015:37)认为“现代意义的翻译,是融合了翻译技术的翻译,是在翻译技术支撑下的翻译。翻译技术已经成为翻译领域不容忽视甚至难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笔者结合真实案例,探讨翻译技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翻译中的应用。

国际法上个人刑事责任及模式的早期发展——兼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个人刑事责任模式的运用与发展,是其对国际刑法实体规则的重要贡献。法庭论述的重要责任模式包括共谋、共同正犯、其他从犯、指挥官责任,是后来联合国特设刑事法庭运用责任模式的源头。东京审判并非凭空创设国际刑法上的责任模式,其适用的责任模式来自对《凡尔赛和约》及莱比锡审判确立的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的阐发,也吸收了苏联刑法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东京审判创造性地运用了未完成犯罪中的共谋理论,既将其作为独立犯罪惩处,又作为共同正犯的表现形式,为联合国特设刑事法庭扩张犯罪实行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东京审判还阐述和发展了各类从犯形式;东京审判也是指挥官责任被国际刑事审判确认为习惯国际法的关键性一步。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法律新论》翻译出版

尼尔·博伊斯特、罗伯特·克赖尔著,梅小侃、龚志伟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49.5万字,128元以往对于战后东京国际审判的研究多强调其政治影响与外交博弈,而对其法律机制关注较少,该书希望弥补此一缺憾。该书英文原著于2008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西方学界对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具代表性、最全面的法学研究著作之一。两位作者均为法学教授,法学理论功底深厚,有助于从法学的角度审视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检索工具及人名问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文献,由于卷帙浩繁,日本和西方曾编有多种检索类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各有其用,不足是这些工具书的可索范围都不够充分,比如可索人物仅占全部人物的十分之一。有鉴于此,为配合交大、国图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出版,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花费大力编纂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附录》。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对庭审记录作了全面核查,发现了各种问题,其中人名问题就有拼法歧异、称谓不同、音训读并列、误认汉字、误记身份、以他(它)名为本名、不同语种并存、英日文本异文、不明所以的错误、无法判别正误等情况,这些问题虽只有文献学的意义,但作为深入研究东京审判的基础,清理并解决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理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主导这场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在其晚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以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本文分八个部分,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梅汝的法官人格以及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评述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通过对梅汝的人生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遭遇,阐述了20世纪中国法律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事业沉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伸张正义，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同盟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中、美、苏、英、法等提名的11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人，庭审记录长达4．9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近20万听众，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