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生成及其实践

随着战后国际体系制度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日益显著,国际制度性权力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权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是指在规范、规则和组织的形成、存续和变迁过程中,行为体依据其实力和意愿,影响国际社会中其他行为体的认识和行为的能力。这种权力有两大来源:一是既有国家权力,即国家权力通过国际制度向国际社会延伸和转化;二是国际制度自主性,即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际制度在特定问题领域为行为体带来的权力。在实践中,国家的国际制度性权力是基于创建、参与、改革、退出和破坏国际制度等不同策略建构而成的。对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理论辨析有助于更好地研判国际制度合作和竞争中的各种具体情状,助力中国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提供理论支持。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略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一种理论的视角

在学界和政界，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主要有“多极格局”、“一超多强”、“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单极格局”等观点。究其原因，一是对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评价不同；二是对有关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有别。本文以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做一些尝试性的理论探讨，力图证明现有的国际格局既不是“多极的”，也不是“一超多强”，而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方略——内涵、逻辑与策略

随着国际体系日趋制度化和大国间制度竞争加剧,国际制度成为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常见工具,国际制度相关权力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目标。国际制度何以能成为国家的政策工具?国家追逐与国际制度相关的何种权力?国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如何使用国际制度工具?这些问题亟须系统的理论探索。借鉴方略和经济方略的相关研究,制度方略(institutional statecraft)可被用以概括国家运用国际制度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制度方略包含三大构成要素:制度内涵、权力属性和操作策略。国际制度的内涵通过一个“属性—层级”框架得到梳理,不同概念间的关系被厘清。国际制度存在三重权力属性,即国际制度作为权力的结果、工具或来源。后两种权力属性具体表现为三类权力:操作性(规范塑造权、组织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工具性(议程设置权)和结果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秩序主导权)。这些权力正是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所使用的工具和争夺的目标。在政策实践中,制度方略的操作策略区分为如下五类: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制度内涵、权力属性和操作策略共同构成了制度方略的完整理论框架。制度方略概念有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国家间的制度竞争,有助于中国国际制度策略的制定。

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

国际关系现实发生诸多新变化,国际体系表现出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双重特征,大国间关系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国际秩序变迁态势渐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不断变化的经验现实间的错位加剧,无法很好地解释新变化,理论式微现状与理论创新需求并存。现实制度主义融合主流理论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尝试合成一种新理论,以解释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国际关系的新形态和国际秩序的变迁。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成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以中美关系为经验分析对象,现实制度主义较好地解释了中美关系的复合形态,以及中美制度竞争对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影响。理论创新的尝试旨在更合理地解释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现实,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以此为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推动国际秩序和平演进的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