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良性国际制度竞争对发展中国家获取海外援助的影响——以美国对亚投行成员国的国际援助为例

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日益凸显,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也越发具有现实的学术分析和政策争论意涵。本文运用基于反事实原理的合成控制法分析美国对第三方发展中国家加入中国发起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回应,比较了“强权惩罚”和“治理绩效竞争”两条政策路径的解释力后发现,对于加入亚投行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加大了对其援助力度,以期通过经济效益引导来稳定对象国和平衡对既有体系的外部挑战。这表明在制度理念共识基础上,中国通过提出对现有制度的有益补充机制,促使美国重新审视现有制度的不足并加以优化调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竞争机制。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更可造福世界。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全球秩序重组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回归--2021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21年,新冠疫情延宕反复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为中国经济外交带来诸多挑战。虽然全球经济开始有所复苏,但全球高通胀等问题对于经济复苏的干扰仍不容小觑。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重新回归多边主义,并在技术、价值观、基建等领域全面构建排华联盟,由此掀起新一轮国际制度竞争热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定的进展喜忧参半。在RCEP终于达到生效门槛,中国也积极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的同时,中欧投资协定却遭遇重大挫折。在国际制度竞争回归潮中,中国在经济外交上持续积极作为。除了加速构建制裁与反制裁制度体系外,中国在全球层面加强参与或引领贸易、公共卫生、气候与环境、国际税收治理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制度建设,在区域层面重点强化中国在亚太、中亚、欧亚与非洲等地区治理机制中的引领作用。而在双边层面,虽然中国对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外交先后遇阻,但对东南亚各国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外交取得可观成效。

国际制度竞争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研究

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多边外交场合中发起、倡导国际议题和推进问题解决的能力,其可以理解为对重大议题的感知识别能力、对共同参与的传播动员能力、对制度平台的规则把控能力与对行动响应的资源匹配能力四个维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目的在于巩固和扩大同外部世界的共同利益,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鉴于当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没有随国家实力和国际贡献的增加而同步提升,中国需要在参与国际制度竞争中加强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建设,提升国际制度性权力,进而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利益。

走向整合的国际竞争理论构建: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与国际制度竞争

竞争是行为体之间为获得稀缺物而展开斗争的行为,其目标在于胜过对方。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竞争发生在多个领域中。地缘竞争反映了地理系统这一人类必须面对的基本自然环境对国家的约束,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则是国家在用于达成自身目的的物理系统和信念系统中所展开的竞争。随着国际系统的社会演化,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相继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部分自由制度主义的世界中出现。国家之所以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展开竞争,是因为这些领域都具有报酬递增特性。这些类型的国际竞争共存于当前的国际系统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制域权的发展、国际技术标准之争和国际制度武器化等多种后果。

北极治理:国际竞争视角下的制度治理困境与出路探究

2022年初产生的俄乌冲突导致原本就存在于北极的地缘安全风险继续上升,极地话题再次升温。北极地区存在诸多战略优势,因此国家间在北极地区的竞争越发激烈。国际制度能够协调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关切,从而规范国家的政治行为,减少争议,这对北极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围绕不同的利益关切出现诸多国际制度,进而产生国际制度竞争的现状,也会出现现有国际制度滥用的趋势,因此北极治理对规范化且行之有效的制度的需求越发急迫。随着中国参与北极地区的实践活动日益深入,可以为北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其治理机制的优化发展提供积极方案策。

竞争之后:国际制度竞争的演进逻辑

国际制度间竞争并非稳定的常态结构而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现象,作者尝试探讨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逻辑。由于国际制度间竞争无助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国际官僚和主权国家政府往往无意持续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通过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方向的类型化分析框架对气候变化、能源治理和发展融资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竞争进行检视后发现,议题领域特性和大国的制度策略偏好决定了国际制度的竞争类型。特定议题领域内的主要国际制度竞争类型能塑造本领域后续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方向。当相关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特定国际制度的制度内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等级化的方向演进;当相关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间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出现明显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和国际制度内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等级化且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作者从动态演进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际制度间竞争,阐释了制度间竞争的暂时性特征及其演进逻辑,进而将该领域的研究议程拓展至“竞争之后”的新阶段。

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

随着国际体系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制度竞争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国际制度的领导国和参与国都在积极塑造和影响不同形式的国际制度,以实现各自的权力、利益或价值诉求,这使得国际制度竞争在全球与区域等不同层次、经济和政治等各个议题中都极为激烈。由于国际制度存在不同的呈现方式,国际制度竞争的形态也存在四个维度,它们分别是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规则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起点,奠定了其余三种制度竞争形态的基础。机制之争与机构之争都是"有形化"的制度竞争,其中机制之争是规则之争最为直接的载体,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较高阶段。机构之争是比机制之争更为复杂的竞争形式,是一种更为"实体化"的国际制度竞争,其对国际体系演进的实际影响也更大,是国际制度竞争的高级阶段。秩序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的最高形式与最终目的,也是最为抽象的形态。国家围绕国际制度展开竞争的最终目标正是塑造或维持对本国有利的国际秩序。对这四种形态的国际制度竞争的阐述和分析为国际制度竞争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

作为金融崛起国和金融霸权国,中国和美国构成当今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两大核心角色。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分水岭,中美两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发生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即中国的金融地位日益强化,而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则有所削弱。这种地位的变迁促使中国采取了"进取型"的金融外交,而美国采取了"守成型"的金融外交,两国之间的金融外交博弈主要表现为围绕对国际金融制度的塑造和控制来展开。一方面,中国努力推动国际金融旧制度的改革,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金融新制度的建设,以服务于中国金融崛起的国际制度需要;另一方面,美国却不断拖延甚至阻碍国际金融旧制度的改革,而且抵制中国进行国际金融新制度的建设,以捍卫美国作为金融守成国的既有制度霸权。中美之间正在兴起的国际金融制度竞争是两国金融权力地位、金融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以及金融制度合法性的竞争,它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将对国际金融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双重逻辑与中国抉择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是双方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制度竞争的进程与结果不仅影响着国际规则的生成,还形塑未来的国际秩序。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不是中美争霸,审视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为逻辑,即“权力—利益”逻辑和“责任—权利”逻辑。前者隐含了冲突对抗的风险因子,后者则为合作共赢奠定了基础。中美双方秉持不同逻辑开展的国际制度竞争可能催生出四种不同情境。其中,“丛林情境”下国家间冲突的风险性最高;“乐园情境”风险性最低,“顽固情境”和“鲁莽情境”的风险性居中。反观现实,当前中美处于国际制度竞争的“顽固情境”中。中国应避免该情境滑向“丛林情境”,并尝试推动其向“乐园情境”转移,具体可以从权责分配、价值倾向以及制度合法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大湄公河机制到澜湄合作: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制度竞争

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南半岛一度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但在经过激烈的制度竞争之后，最终能够在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一体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只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和澜湄合作机制（LMC）等少数制度安排。这两个机制在成员构成、制度功能和运作方式上的共同点决定了二者存在客观的竞争关系。它们在主导力量及其投入力度、制度化水平、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和制度有效性方面存在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GMS的发展停滞甚至有所后退，而LMC的影响力则迅速扩大的竞争现状。基于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GMS和LMC各自的主导国——日本和中国在中南半岛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部分解释了两种机制当前竞争现状的成因。本文进而将制度参与国的选择纳入分析框架，强调中南半岛五国的公共需求在两大机制下是否得到满足，也对二者竞争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从中日两国的战略定位与中南半岛五国的态度来看，GMS与LMC的竞争还将相持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间合作无法实现。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在保障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密切关注与对接中南半岛国家的需求，确保LMC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两个机制的交流，寻求合作的切入点，实现GMS与LMC的良性竞争与制度相容。

国际官僚与国际制度竞争退出

当前,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纷争和国家间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和主要演进趋势,然而部分相互竞争的国际制度却"逆势而动",它们的制度间关系不仅转向缓和,而且还开展了密切合作。这一"国际制度竞争退出"的情境不仅丰富了国际制度竞争研究的议题领域,还有助于开启以探讨国际制度竞争退出成因及路径为核心的"后制度竞争"研究议程。根据逻辑推断,国际制度的竞争力、国际官僚的政策取向、制度主导国的权力地位可能是促成国际制度竞争退出的影响因素。因此,基于国际能源署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署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两组案例以及由更具一般性的案例所组成的案例集对上述三个可能的因素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表明,国际制度竞争力较差与制度主导国权力地位较低并非国际制度竞争退出的必然因素,相反,是国际官僚对另一国际制度威胁的再认识、对制度间合作收益的新认知以及获得的"技术保护带"促使它们不再热衷竞争性政策和行动,由此促成了国际制度竞争的退出。

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

对于国际制度竞争的重要性及其出现的原因与产生的影响等,学界已达成不少共识,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深人探究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改革现有制度”与“建立新制度”这两种竞争策略的关联性。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普遍借鉴了赫希曼的“退出一呼吁”框架,认为国家在寻求国际组织、制度和秩序改革时有着“呼吁”和“退出”两种选择,分别对应着推动既有制度改革与回避合作、建立与使用替代性机制.平台,并强调二者间存在密切联动。但是,对于如何把握这种关联性,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诱发了当前的国际秩序转型。利益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理解国际秩序转型需要以清晰的慨念界定为前提。国际秩序的概念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特定权力对比基础上围绕彼此的利益分配达成或明确或暗含的共识,并由此形成一套约束和规范各自行为及彼此关系的安排。根据这一定义,利益分配是国际秩序的核心维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作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和美国都着力在亚太地区打造自贸区网络,试图整合亚太经贸规则。由于两国自贸区策略在义务性、精确性和授权性等法律化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别,客观上形成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两种路径,其背后是美国和中国围绕贸易规则的国际制度竞争。对不同路径的选择与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贸易制度中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作为在位者,美国倾向于通过较高法律化水平的方式巩固自身的规则收益和治理话语权。作为进入者,中国则主要通过较低的法律化水平降低缔约过程的交易成本来获得伙伴收益。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东南亚项目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东南亚国家是亚投行的积极响应者和支持者,也是该机构主要的投资对象。亚投行在东南亚的项目投资情况需要获得更高的学术关注度和更深入的研究,其演进历程及成因需要重点分析。总体来看,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虽然在数量上不是特别突出,但项目的部门分布等特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016—2022年间,亚投行对东南亚项目投资的特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年度批准项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二是国别分布不均且在印尼投资数量最多,三是项目所属部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经历了由“以基建融资为主”到“重视危机援助”的演变。国际制度竞争研究中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疫情暴发前,基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错位竞争”的逻辑,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高度集中在基建领域;疫情暴发后,考虑到亚投行在东南亚基建项目遇到的问题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亚投行因势利导,对该地区的项目投资暂时转向危机援助。上述转变展现了亚投行的制度韧性和灵活性。

法律域外适用制度:生成与实施逻辑

法律域外适用是一种跨国法制度,国家影响跨国事务的能力越强、越有意愿影响跨国事务,国家越可能对境外实体落实法律责任,境外实体便越可能服从秩序安排。中国的自身禀赋与国际影响力、新的涉外法治战略确保了中国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有效性,而该制度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有促进作用。在国家间关系中,法律域外适用是国际制度竞争的途径,可以对竞争对手产生制度威慑,法治化形式也可用来向第三国释放善意以塑造更有利于己的外交格局。在市场主体间关系中,中国的法律域外适用可以打破欧美国家制度对市场的主导地位,削弱境外实体基于境外法律制度而在交易中享有的不当优势,通过为中国企业提供本土法律救济的方式促进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

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现实制度主义是基于折中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路径而诞生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体系阶段性变化的最新理论回应。该理论认为,"战争恐怖平衡"机制、"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正在推动当前国际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基于规则的新世界,它以伙伴关系网络和国际制度竞争为核心特征。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解释在这个新世界里国际制度竞争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定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国际制度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既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国家"结伴"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追求私利目标的重要工具,甚至帮助主导国建立制度霸权。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由于权力的转移,崛起国和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新的大国竞争形式既是主导国权力地位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为伙伴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竞争,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合法性竞争。主导国推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根本力量。现实制度主义为理解当今大国权力政治形态的变化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论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