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劳工组织机制中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中国项目介绍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国际劳工组织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贯穿“人人享有体面工作”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此制定了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战略。为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能力和促进就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国际劳工组织启动了中国项目。为此,该项目在中国建立起“3+1”机制,为多部门推进性别平等的就业政策建立了网络和平台;该项目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和机制引入促进劳动就业领域,推动了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在中国就业扶持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分析中的应用;该项目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和本部门工作重点,开发了多种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的工具和手册。

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在分析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内涵以及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价值和实然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应然路径:强化制度供给,促进现场工程师规范化培养;推进标准建设,提升现场工程师培养质量;满足产业人才需求,构建符合跨界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校企资源共建共享,打造结构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推进评价制度改革,构建全过程监控的立体化评价体系。

国际劳工组织核心技能框架的演进历程、实施动因与价值审思——基于对《21世纪生活与工作核心技能全球框架》的解读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国际劳工组织核心技能框架的制定先后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并于2021年提出《21世纪生活与工作核心技能全球框架》从而进入稳定期。促使框架形成的因素包括技术型、全球化、绿色型、成长型与危机型驱动,其目的指向经济、教育与社会领域,内涵分类为社交和情感技能、认知和元认知技能、基本数字技能以及绿色工作的基本技能。对框架从人本之维、全纳之维、绿色之维、基准之维以及意识之维进行价值审思,呈现道技合一、多元融合、和谐共生、公平底蕴以及主体关怀等技能价值,帮助劳动者灵活适应工作世界。

国际劳工组织工时政策理念演进及其借鉴

国际劳工组织工时政策经历了从缩减工时到灵活工时及至体面工时的三阶段演进,近年来则呈现出缩短工时趋缓、重视灵活排班、注重社会对话等特征。在工时规制理念上,国际劳工组织过往主要关注劳动者安全健康,侧重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当代相对更为注重安全性与灵活性、公平性、效益性、劳动者尊严等多元目标的协调,强调平衡劳动关系各方主体利益。国际劳工组织在工时政策上的这些特征及理念嬗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世界工时制度的发展趋向。我国未来的工时立法应契合社会需求,引入先进工时理念,关注工作生活冲突问题,着力规制非标准工时及例外情形,平衡劳动关系各方合法利益。

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工权益保护监督机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的激烈竞争,使劳工权益保护更加敏感,也使劳工权益保护的监督较其他人权保护的监督更为复杂。普遍意义上国际人权保护监督机制、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劳工权益的监督机制以及 WTO 的监督机制,面对充满竞争的经济全球化,都凸显出在保护劳工权益目标方面的局限性。为确保能减少劳工遭受贸易侵权的风险,使劳工权益保护不致成为新的贸易壁垒,相应有效和实事求是的国际劳工权益保护监督机制的建立和运作愈加重要。

海上劳工公约修订本正式引入检验和监督机制——海员权益将受国际监察保护

日前,国际劳工组织海事技术预备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来自国际劳工组织88个成员国的三方代表近700人参加了该次会议。我国政府积极参与了本次会议,由国家外交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交通部、中国海员工会和中国船东协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船东、海员代表组成了三方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海事劳工标准三方高级工作组准备的《综合海事劳工公约(草案)》。会议以全会、三方分组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形式召开。公约草案的讨论主要在技术委员会中进行,政府、船东和海员在每天的委员会会议前分别召开分组会议。此外,会议期间还安排了亚太、拉美、欧盟等地区性协调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劳动关系也日益全球化。为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不损害劳动力的后备资源,国际劳工组织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国际劳工组织是各国在劳工法制领域合作的国际性产物,它通过制定劳工标准为各国的劳工立法提供一个参考目标与借鉴对象,并提供一个对各国劳工状况进行监督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劳工保护条件的改善。

政治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与认识范畴解析

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重视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领导核心,把党员干部对党忠诚作为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原则问题。党的政治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离不开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支撑,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构成推动政治监督机制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力量。政治监督机制是具体的、实践的,处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根本要求的地位,以各类监督为机制载体,构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解和把握政治监督机制,前提是认识党的政治建设、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及政治监督等基本范畴。

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协同监督机制实施探究

作为国有企业的两个独立部门,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间存在着重复监督、各自为政等问题,监督模式分散削弱了整体监督效能。基于此,本文聚焦纪检监察和内部审计的监督第一职责,打造有效的联动工作机制,从沟通会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联动处置机制、成果共用机制四方面出发,以协同作战的形式发挥1+1>2的协同监督效应,形成齐抓共管合力。理论联系实际,依托于国有企业展开详细分析,通过实施四个协同监督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整合监督资源,有序协调配合监督力量,避免监督盲区与死角。文章通过协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两个监督主体“前哨站”“探照灯”的作用,及时发现和预防国企的腐败行为。

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应急机制和做法经验

世界范围内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对受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破坏，使众多劳动者及其家庭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国际劳工组织（以下简称：劳工组织）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对劳动者及其家庭造成的灾难制定了就业应急机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做法经验。

中国商业行业协会自组织机制的案例研究——中西监督机制的差异

通过对S镇行业协会个案的分析,并对比既有研究中协会的运作过程,将拓展个案法和二手数据分析法相结合,辅以中西自组织差异的比较,集中探讨了地方企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是如何利用社会资本建立监督机制,以制约成员"搭便车"的动机并促进合作的,验证了能动的社会网、第三方信任和社会网结构内的封闭性在自组织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劳工组织视域下高质量学徒制建设:策略、趋势及启示

数字化背景下通过高质量学徒制建设来提升技能人才供给有效性已成为新时期国际劳工组织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创新的重点内容。国际劳工组织基于高质量学徒制建设的六大基石和实施过程的四阶段为着眼点,分析了高质量学徒制的内涵特征与生成策略。同时,明确了学徒制未来发展的六大趋势,即提升学徒数字技能的培养能力、发展高等学徒制、开展学徒制准备项目、提升成人的学徒制参与度、学徒制项目的模块化和短期化。这些也为高质量发展时代中国特色学徒制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在有意义的社会对话方面体现党的领导,在健全的监管框架中体现政府主导,在明确角色和责任方面更多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动性,质量监控中注重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

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观的马克思思想学术渊源

由国际劳工组织率先提出的体面劳动观是当今热议话题,它大力倡导保障劳动者权益,为各国处理劳工问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笔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反复研读,发现马克思虽然并未明确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但从其逻辑推演层面来看,体面劳动是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本意,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观是对马克思体面劳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从体面劳动观的提出出发,分析其内涵,重点阐述了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观的马克思思想学术渊源。

论清代社会公益组织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以科举宾兴为中心

清代科举宾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立碑、入志、编纂宾兴专志、刊印宾兴征信录及宾兴簿册等。这些监督方式与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清代宾兴社会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管机制。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策略的百年回顾——基于国际劳工大会文件的文本分析

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迎来了百年诞辰。在过去的百年里,国际劳工组织对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其职业教育策略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经济危机下的特定行业职业教育、机会均等理念下的全员职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下的体系建设、知识社会与体力劳动下的技能开发。在行动路径与时俱进的同时,国际劳工组织始终坚持社会正义的核心价值和三方共赢的决策思路。工作世界研究、技能形成全球治理以及高质量学徒制,是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发展策略的未来重点。

国际劳工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从改善劳资关系角度着眼

南京国民政府出于争取国际道义援助、提高国际声望及调整劳资关系的动机,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中国虽然派遣政府、雇主与劳方三方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但三方缺乏沟通,而且无论是各方代表的选举与审批,还是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议案,雇主与劳方多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决定权操之于国民政府。政府从本质上不愿因加盟国际劳工组织而引起资方的反感,所批准的公约草案,对调整劳资关系并无裨益,且缺乏防范劳资冲突的功效,故不可能真正改善劳工生活与生产处境。同时,国民政府对国际劳工局的直接干预也置若罔闻。国民政府加入国际劳工组织有利于国际声望的提升,却无益于劳资关系的改善。

国际劳工组织与民国劳动保障立法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民国时期,除第二次国际劳工大会外,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了历次国际劳工大会。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或提出的关于国际劳动及社会保障的公约和建议书,为民国政府劳动保障立法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国际标准,也推动了中国劳动保障的法制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