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国际化董事会为切入点,探究公司管理层队伍外籍董事的变迁对企业绩效中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将董事会、国际化和企业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来探讨国际化对董事会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分析发现,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的高低对于企业绩效或呈现正相关,亦或呈现负相关。究其原因,国际化董事会产生的董事会多样性对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相应的影响。

国际化董事会、研发操纵与创新绩效

选取2008年至2017年沪深上市A股企业样本,实证分析了国际化董事会、研发操纵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1)国际化董事会能够助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2)研发操纵会给企业创新绩效带来消极影响,国际化董事的加盟不仅有助于遏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而且国际化董事占比越大,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抑制效果越好,从而最终达到改善企业创新绩效的目的;(3)相比于国企,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董事会更能够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4)进一步研究发现"术业有专攻",具有研发背景的国际化董事会更能抑制研发操纵,推动企业改善创新绩效。

国际化董事会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时俱进”还是“制度陷阱”

以2011~2016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国际化董事会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需求的影响及其治理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引入董责险在助长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遏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而国际化董事会不但展现出更强的董责险购买意愿,并且能够强化董责险购买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董责险购买决策的助推效应不仅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还会随着法治环境的改善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而相应增强。研究揭示,董责险可能具有诱发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的潜在隐忧,而国际化董事会在“与时俱进”地接纳董责险这一新生事物的同时需重点关注和警惕其可能蕴含的“制度陷阱”。

国际化董事会是高管自利行为的“避风港”还是“防火墙”?——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将高管自利行为划分为显性自利和隐性自利两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在“纵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和隐性自利行为的约束作用均会相应增强,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显著削弱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功效,而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揭示,国际化董事会既能成为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避风港”,又能够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发挥“防火墙”功能,并且可能在异质的治理情景下呈现两种角色的相机转换.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金融化:“生搬硬套”还是“灵活处置”

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将"助长"高管自利行为,国际化董事会不但展现出对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而且能够弱化企业金融化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非房地产金融化表现出更强的遏制倾向,法制环境的改善和国有产权属性均有助于强化国际化董事会对金融化行为的约束效力。作用机制检验后发现,国际化董事会治理功效的发挥可能镶嵌了对高管投机逐利动机的担忧。研究结论表明,上市企业对金融化的"生搬硬套"一定程度上蕴涵了落入高管寻租"陷阱"的潜在可能,而国际化董事会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灵活处置"或许是平滑高管机会主义风险的"一剂良方"。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价值

本文选取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国际化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国际化董事会对我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的国际化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董事会的国际化特征对不同股权集中度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相比于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来说,国际化董事会对股权非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家族企业的价值无显著影响,与非家族企业的价值显著正相关;外籍非独立董事对企业的短期价值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外籍独立董事对其影响不显著,同时,二者对于企业长期价值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

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企业价值创造和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具有监督和战略职能的董事会是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关键。由于外籍董事与中国籍董事在创新意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创新是否存在影响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上市公司聘请外籍董事越来越普遍,这为国际化董事会的研究提供相关可能性。本文运用stata15软件分析2009∼2017年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且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董事国籍异质性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创新。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这一结论为相关研究作出一定的补充说明,并对未来研究起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国际化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影响

文章将董事会聘请外籍人士担任董事定义为国际化董事会,以其在董事会中占比作为国际化程度衡.量指标,基于手工收集的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国际化董事会数据,实证研究国际化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公司内部薪酬差距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公司内部薪酬差距越明显。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战略选择

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战略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能够限制企业选择偏离行业常规较大的战略行为,且国际化董事占比越大,企业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程度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战略偏离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控制后,结论仍然成立。

国际化董事会、产权性质与国际多元化战略

文章通过手工收集中国上市公司国际化董事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董事会对公司国际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与国际多元化战略显著正相关,且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的外籍独立董事与国际多元化战略显著负相关;外籍非独立董事与国际多元化战略显著正相关。研究还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对国际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在管理层权力高的子样本显著,在管理层权力低的子样本不显著。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基于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发现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揭示了国际化董事会强化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道德动机与战略动机,从而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此外,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削弱了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经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以及控制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国际化董事会、分析师关注与现金股利分配

基于手工收集的、中国上市公司2004-2014年国际化董事会的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显著增加了现金股利支付率,但分析师关注负向调节了国际化董事会与现金股利之间的正向关系。考虑半强制分红政策后发现,相对于政策变更后的期间,国际化董事会对现金股利的正向影响在政策变更前的期间影响更大。采纳其他方法度量国际化董事会与现金股利、并控制了国际化董事会与现金股利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国际化董事会对现金股利分配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高市场化子样本与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

国际化董事会、审计师行业专长与税收规避

通过手工收集2004~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董事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避税显著负相关，能够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行业专长审计师也有减少企业避税的作用，能够调节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董事会国际化与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董事会国际化逐渐成为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探讨董事会国际化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了解董事会国际化的监督意愿和治理能力。通过手工收集2004—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国际化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高质量审计师显著正相关;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非独立董事均与"四大"显著正相关,但外籍独立董事的影响更大;董事会国际化与"四大"的正向关系仅在境内实际控制人组显著。经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与内生性控制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这一结果表明,国际化的董事会具有较强的监督意愿和治理能力。对董事会国际化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可以为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提供增量的经验证据,为完善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基于董事会和资本市场的调节效应视角

本文旨在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并讨论企业董事会国际化程度和当地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利用2006～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董事会国际化程度和当地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可以调节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二者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既可以增强境外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积极影响，也可以减弱境内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消极影响。

国际化董事会：在碰撞中成长

愈来愈多异域成分，正在注入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公司。例如，交通银行正准备引进汇丰银行为海外战略投资者，建设银行等四大商业银行也纷纷准备步其后尘；不久前，联想也从国外引进了3．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镜头前推，包括北京搜狐在内的许多高科技公司则早在创业伊始就借势国外资源。外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引进，使一些公司的董事会成为了东、西管理文化碰撞的力场。

董事会国际化与内部控制缺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董事会国际化日益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探讨董事会国际化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可以为优化内部控制提供路径。本文运用2010—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董事会国际化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国际化能有效抑制内部控制缺陷;外籍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缺陷无显著影响,而外籍非独立董事与内部控制缺陷显著负相关;董事会国际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负向关系仅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以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有规律国际化节奏存在正向影响。研究显示,国际化董事会显著调节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或者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且这种作用机制在信息环境较差、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应坚持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使得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 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