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政策性金融:理念与实践

我国在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中国特色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政策性金融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塑造国际发展合作议程、推动国际发展融资治理有效性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需紧跟国际发展大势,继续拓展深化国际经济合作。

从开发式援助到赋能式援助——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范式变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路径。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形成了开发式援助的独特路径。此种开发式援助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可能导致受援国无法形成自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从以国际主义理念为主导的对外援助向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通过分析中国对非洲加纳的援助案例,发现:从开发式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是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大势所趋,决定援助效果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发展的治理体系设计和治理能力水平。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应高举全球南方的旗帜,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赋能式援助,重视完善与有关方开展优势互补、富有成效的三边和区域合作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发展合作的治理能力,共同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ESG信息强制披露的国际发展路向与“中国特色”法律制度因应

ESG信息披露日益成为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我国市场监管部门与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推进ESG信息强制披露建设,近两年来ESG信息强制披露的国际发展路向包括多重大股东持股的支持作用、ESG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协同发展、完善可持续发展失信惩戒机制的需求以及统筹多方力量建立ESG披露体系,对于正处于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应扩大强制披露主体范围,以“遵守或解释”原则与强制披露规则相结合,从强制导向、投资造血、高管落实、有效监督、司法救济入手,建设“五维”中国标准ESG信息强制披露体系,以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回应ESG信息强制披露国际发展浪潮。

大变局时代的国际发展援助——以中国援助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为例

大变局时代,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受援国对国际发展援助的需求增加,并希望援助国更平等地看待合作关系,更多地以支持能力提升的方式促进其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在农业合作领域作了大量工作,自2006年起共实施了20多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布隆迪的农业示范中心较为突出。未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以受援国为核心、各层面协同发力的援助合作持续显效,推动受援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下国际发展筹资缺口及其成因分析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后,发展筹资作为重要的落实手段,具有突出的时代紧迫性和现实意义。2021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将发展筹资列为八大重点领域之一,中国对发展筹资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日益提升。但近年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层出不穷,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国际发展筹资缺口进一步拉大。本文认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普惠性要求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发展筹资需求多元化与供给单一性之间的错配,进而导致了发展筹资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和缺口扩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国际发展筹资供需失衡的分析框架,从领域和受益国、融资主体、融资方式三个角度阐明国际发展筹资缺口拉大的结构性原因,并指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筹资的发展方向,为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国际发展援助赋能的中国实践

国际发展援助是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近年来,国际发展援助模式逐渐由以“改造”为导向转变为以“赋能”为导向。“赋能”以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为起点,在国际团结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改变造成权利剥夺与匮乏的国际经济及政治秩序,建立正义的全球发展体系。中国作为南方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架构为伙伴国家实现发展创造内部条件、疏通外部障碍,为以“赋能”为导向的国际发展援助模式走向主流化创造了强大的推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方经济体参与其中,新发展援助模式正在重塑全球发展体系的整体格局。

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中国的融入与革新——以“新双向社会化”为视角的解释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是一个新术语但并非新事物,它是对外援助的转型与升级。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的转型是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学习与创新,中国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互动是一种新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即先本土化后社会化。在本土化过程中,中国革新了既有的国际社会官方发展援助部分理念,搭建了“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平台,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介中国经验。在社会化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官方发展援助的有效性规范,接受了发展援助理念并进行了创新,同时借鉴了传统援助国的经验,综合推动了国际发展合作制度化和规范化。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的转型,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选择,即对外援助政策需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匹配,中国需要消除部分国家对其的误解等;另一方面,官方发展援助中的弊端也促使中国开始思考创新对外援助新模式。

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与应对

美国通过《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设立了新的发展融资机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试图以“市场化”的方法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影响力相竞争。该机构系美国在发展融资领域内需改革、外有竞争的背景下成立,其架构、职能与业务特点均与其前身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不同。这赋予了该机构以相对优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劣势。预计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将在舆论攻击融资模式和组建发展融资集团两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挑战,中国可从改善对外宣传、完善发展融资立法等方面,予以积极应对。

国际发展援助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53个受援国1989—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际发展援助能否减少贫困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53个受援国1989—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分析方法,综合考虑援助的时滞性、受援国的差异性,检验不同类型的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结果显示:发展援助对国际减贫的推动效果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受援国中的表现存在差异,在较高收入的国家表现更好;援助对减贫的影响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国际发展援助的政策实施和资金投向需要在综合考虑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援助时滞”与“贫困惯性”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开展,以实现国际减贫效果最大化。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多元与包容:身体素养理念的国际发展与启示

身体素养是统领当代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念,但其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有着动态化、差异化和非线性的特点,如果只是单独研究个别国家和组织,将难以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通过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跳出概念的束缚,对身体素养理念在相关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和路径进行了梳理归纳。国际上身体素养理念的广泛传播得益于其多元与包容的内涵品质,其发展正处于一个多元主义的快速兴起阶段,各国身体素养理念的发展是国际新理念与本土实践多元结合的结果,而哲学基础的一致性、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形成了具有合理性和广泛社会适应性的包容性理念和规范,并在国际上广受关注和推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发展合作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共商、共建、共享成为发展援助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为中国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治理变革提供了理论支撑。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共建健康之路成为中国赋予“一带一路”的新使命,体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中国关于发展援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将深刻影响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全球治理,这既是“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更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践行大国外交的必然选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的定位: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

基于南南合作的AIIB(亚投行)对已有国际发展融资机构形成了明显的互补关系与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关系。亚投行的宗旨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已有发展融资机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且已有发展融资机构的援助有效性不足;与此同时,亚投行将对现有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和秩序构成挑战,并将在业务领域成为已有发展融资机构的强劲对手。上述互补与竞争关系有利于存在资金需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推动了更有效、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建设。

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综述

国际发展援助作为发达国家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手段,自从其开始形成就受到各方的质疑。质疑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发展援助的效果方面。从不同学科视角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相互矛盾,甚至同一学科领域内的研究也不能达成一致。主要的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援助的有效性,援助的无效性以及援助有条件的有效性等三个方面。文章从分析路径、研究结论和相关建议三方面综述了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研究,介绍了发展话语之外的关于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人类学讨论,并简要论述了发展研究效果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国际发展话语的重塑--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的方式与反思

中非合作关系日益得到政界和学界的关注,一方面,由于相关研究信息的缺乏或偏差,中非合作往往与新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其不同的哲学和方式可以为现行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框架提供启示与机遇。文章以中非农业合作作为案例和切入点,探讨了中非农业合作中发展援助、贸易和投资相结合的特点,并在更广泛的视角上反思了中非合作对于现行国际发展框架所提出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包括:第一,与其援助,不如发展商业?重新思考发展援助的实质与地位;第二,谁是发展的主体:发展干预的边界与主体角色的塑造;第三,重塑国际发展话语:更多新兴国家的参与。

国际发展援助的协调:回顾与述评

援助协调性是保证援助效果的重要前提。二战后,国际发展援助效果并不理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援助在战略、政策以及措施等方面缺乏协调造成的。目前,国际社会对发展援助协调性问题日益重视,但国内对该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尚未系统展开。文章从协调性概念入手,对国内外关于援助协调的研究进行回顾,并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讨论。

BIM的国际发展态势——基于网站内容分析

为了解BIM的国际发展态势,通过选取20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BIM网站,在对网站内容进行分类与筛选的基础上,利用词频分析法,从应用BIM工程项目的参与方、BIM相关技术与工具、适用BIM的工程项目类型以及应用BIM能带来的益处等方面对网站内容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BIM相关技术、工具与软件高速发展,功能愈发强大;BIM的应用推进了新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应用与发展;政府行为在BIM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BIM在公共项目决策过程中逐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可为我国工程建设行业应用BIM提供参考。

论杂交水稻的国际发展

杂交水稻是我国自主创新、国际领先的重大技术,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输出与国际发展,形势较好、来势很旺,发展的市场潜力大、技术与人才优势强、基础条件好;但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遇到了种子检疫限制、前期投入不足、技术本身缺陷、出口经营无序、出口限制过多等问题及制约因素。应采取优化策略、规范输出、破解壁垒、提高质量、政策扶持等推进发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