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国际发展议程前沿的“青年”——概念、多元政策议题与优先关注目标

以往数十年,伴随当代青年发展问题的逐渐凸显和日益复杂化,国际发展议程中有关青年的政策议题和优先关注目标也处于流变之中。青年问题在国际主流发展界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而今已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在国际发展中执牛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倡导和推动涉及青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政策议程和干预举措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国际社会有关青年发展的政策目标、议题和优先关注目标在不断拓展,这既反映了青年人及其问题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也折射了国际决策界对这些问题认识和理解的日益深化。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指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

本文梳理了日本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进程和核心主张,认为其表现出五个特点。第一,日本尽管参与了制定2015年后议程的绝大部分组织和活动,但其政府行为并不十分积极,与其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的表现相比,亦有不小差距。这与国际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援助外交"能力和意愿的调整息息相关。第二,整体积极性的下降导致日本政府尚未制定全面的立场文件,也缺乏对于所有议题的综合性阐述,而是追求健康、防灾等若干政策领域的"重点化"。第三,在政府积极性有所弱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政策讨论和舆论宣传不失充分。第四,从整体上看,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并保持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互动。第五,政策讨论和立场宣示的手段更为多样。

巴西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国际发展力量,巴西在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两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表现出注重利用本国发展模式的外溢效应、服务于外交和战略利益的拓展、强调伙伴关系和需求驱动等特征。本文试图从身份认知、合作理念和合法性等角度出发,分析巴西在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构中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坚定支持者的原因和政策局限。这包括作为发展合作供给方所需的政策调整、合作理念上进取与保守的平衡以及国内外合法性的压力提升三个方面。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经验和政策选择在新兴经济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后者参与2015年后议程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面临着机制缺陷、话语权不够、能力不足和合法性匮乏等挑战。为此,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发展合作的进程中,可以从重视多层次国际多边合作、突出发展概念的全面性、遵循多元主体参与和完善机制建设等方面着力推动理念、机制和能力建设。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评析

发展问题是联合国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如何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方的关注。从目前来看,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喜中有忧,这对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中各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尚处于预备性谈判阶段,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等主要参与方的立场已逐渐成型,未来谈判的一些基本态势已经显现。

对中国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思考

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MDGs)即将于2015年到期,国际社会有关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日趋热烈。目前,围绕2015年后议程的讨论呈现出三个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很不利的趋势,即相关讨论集中于应对当下的政策危机,MDGs及吸取经验教训面临被淡化的危险;相关讨论过于关注宏大的国际规范设置以期主导全球长远发展方向,可能导致发展目标与价值规范的相互脱节;相关讨论过于关注发展的手段或条件,试图通过隐性手段将政治和社会条件植入国际发展议程,存在偏离发展主题的危险。中国对2015年后议程设定的重视度不够,参与度不足,应及时设置前瞻和全面的参与战略,促进以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2015年后议程的确立。

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非合作对国际发展合作的贡献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是国际社会就全球发展问题达成的第一个普遍性共识,其核心是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非洲是其核心聚焦地区。从一开始更注重各自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到强调支持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再到目前支持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与建构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并举,中非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中非合作为非洲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前者体现为对非洲千年发展目标前七项目标的直接支持,后者体现为带动其他国家更为关注非洲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和推动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此同时,中非双方合作中发展出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机制和动员的新资源,都将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构作出重要贡献。展望未来,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南南合作,继续支持非洲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并与非洲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设置,共同推动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背景、进展与有关建议

启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GSDR)编写进程是"里约+20"峰会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在报告的总体定位、核心议题、框架结构和编写周期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但在GSDR与SDGs/Post-MDGs的关系、应采用的组织模式以及是否需要相应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基于中国视角,对GSDR编写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报告应定位在"基于科学、面向决策"的评估报告;2以SDGs/Post-MDGs确定的优先领域为核心;3努力研究提出"数目不多、易于量化、具有普适性"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4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专家工作组;5鼓励各国根据国情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6把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高级别政治论坛有机结合。文章还就中国如何参与GSDR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在SDGs/Post-MDGs框架下根据国情研究提出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2围绕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启动相应的进展评估工作并定期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3组织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GSDR编写进程。

农村妇女问题——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政策干预

文章通过对过去几十年与农村妇女相关的人权公约、国际会议文书、联大决议及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的部门政策进行的系统梳理,揭示了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国际发展范式的流变,国际社会对农村和农村发展中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1975—1995年间召开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将农村妇女问题纳入国际发展议程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北京行动纲领》仍是当下促进农业和农村中社会性别平等和引领农村妇女赋权的主要立法和政策框架。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进入21世纪之后,农村妇女/社会性别问题成为新一轮国际政策干预的一个重要议题。

由国际实例谈中国性与生殖健康政策框架的建立

自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功的开发了各自的性与生殖健康政策框架,在促进性与生殖健康方面指导、倡导、规划、投资,国家努力的实施和监测,促进了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的全面进步,以实现国家人口与发展大会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相关目标和指标。中国在生殖健康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缺乏系统的性与生殖健康政策框架作为生殖健康领域形成目标、策略、政策和监测的基础,并保证相关政策存在内在的联系和互补。该文从性与生殖健康及政策框架的基本概念和意义出发,并在学习其它国家和地区已有的性与生殖健康政策框架的经验基础之上,提出开发中国性与生殖健康政策框架,并在此过程中考虑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超越2014和后2015可持续性发展议程的最新进展,遵循以证据为本。产出将关注母亲安全、整合的预防母婴传播疾病、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常见妇科疾病、计划生育、性与生殖健康产品、性与生殖健康科学研究和项目、监督评估等,以及治理与领导力、政策倡导、能力建设、服务的提供,包括创建对服务的需求和促进服务的利用、信息管理、监督评估等策略,性别问题也将被考虑在内。

论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及对我启示

贸易援助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是贸易援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援助评价制度迄今为止的发展都是在WTO体系内实现的,它调动了大量的援助资金、提高了参与各方对于贸易在发展中的地位的认知,提升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较为完备的贸易援助评价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贸易援助也是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贸易援助将被整合到更大的全球发展努力之中。无论是其现实发展,还是其未来趋势,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均对中国对外援助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体系:一方面,应借鉴贸易援助评价制度的先进经验,坚持定量监督与定性监督相结合,自我评价、相互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构建逻辑体系完整的援外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应立足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确立后的贸易援助发展趋势,着眼未来,推动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制度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