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国际变革

职业教育领域教师作为各国技能人才供给库的锻造者,在培养和培训方面备受国际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近些年纷纷将关注点从职业教育本身拓展到职业教育教师的生存与发展上。在国际上,基于"工程师"和"教师"的特殊角色构成,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在内容上多集中于结构类型细分、能力框架建立以及阶梯式教育开展三大方面,并呈现出专业持续化趋势和信息便捷化趋势。

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当前,美国单边霸权松动。与此同时,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碰撞加剧,这加速了霸权国开启“负和博弈”战略模式。美国开始破坏基于开放、多边规则的全球化秩序,将经济作为武器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手发展,逼迫盟友和中小国家选边站队,试图让世界重新回归俱乐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化状态。大国间“负和博弈”给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更多国家出现连锁性政治动荡和社会治理困境,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也因此遭受剧烈冲击,使世界经济复苏和广大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应更多将战略重心和关注点放在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建立协同发展模式上,同时将中美的直接竞争转化为对多数国家吸引力和对世界贡献度的间接竞争。这是中国超越大国“负和博弈”、避免陷入军事联盟和集团政治对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国际经验与本土行动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带来了新的挑战。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主要动因包括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变革以及逆全球化与疫情带来的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各国主要从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政策顶层设计,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组织机构治理,将数字技术融入国际化课程教学,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教师的跨文化意识与数字化能力,为学生参与跨境流动提供数字支持,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多元主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等六个方面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数字变革。回归本土视野,我国应制定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战略与政策,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机构设计,完善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课程体系,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教师数字素养,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学生流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数字变革的国际合作。

国际教育变革背景下教师管理的优化路径探析

当前教育改革和教师管理正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在国际教育大变革环境下,各国越来越重视教育与个人及社会发展的关联性,推动了教育深化改革。教师作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基于国际教育变革趋势优化教师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具体来说,须改善现阶段我国教师管理重“管”轻“理”的情况,通过赋权增能、内外互动、完善政策来优化教师管理工作,营造优质的教师成长环境,实现教师管理的内生性、主动性与持续性。

当前国际税收变革的三点认识

笔者对当前国际税收变革新时期与我国的对策提出三点认识:一是国际税收变革是国际经济秩序变动的结果与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把握国际税收变革中的两条主线;二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已经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的中央,税收作为国际治理领域的重要手段,应当树立与运用大国税收理念来支持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三是我国国际税收政策要注重与其他战略的协同效应,这里重点以自由贸易区战略为例,研究了税收政策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

当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与变革

当代国际关系自其诞生以来始终遵循着三大传统 :个人主义、民族国家及进步或科学传统。这三大传统相辅相成 ,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稳定与延续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物质与观念的变革 ,它们正日益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国际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或将要发生。然而国际社会的变革方向或目标并不明确 ,其决定因素不仅有体系层次的变革 ,还有单元层次对体系层次变革的反应———“退出、呼吁与忠诚” ,以及体系层次的再反应。

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国际法的作用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国际能源秩序正在经历世界能源生产重心的变动和世界石油消费市场的转移等变化。未来国际能源秩序将呈现出北极地区和国际海底区域成为能源布局的新领域、非常规能源的开发成为能源发展的新方向以及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成为争夺的新焦点等趋势。现代国际法对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和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起着促进、规范和保障的作用。在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中国应从国际能源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革新者、从国际能源事务的冷眼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加者、从国际能源公共品的享受者转变为提供者。

储备货币竞争性供给、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缺乏对国际储备货币供给的约束,储备货币发行国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承担的成本却很小。主要储备货币国具有发行货币的内在冲动,形成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性供给,国际储备货币总是处于过量供给状态,从而引发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实体经济增长有限,货币向虚拟经济转移势所必然,最终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突显了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必要,也促成了变革机会。着力推进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变革、适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是保障中国国家利益的可行选择。

现代化的演进与国际关系的变革──历史的考察

现代化的演进与国际关系的变革──历史的考察刘德斌刘德斌，１９５７年生。１９７７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１９８５年起留校任教至今。其间曾于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应邀在美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合作研究。现为吉林大学历史系副...

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国际战略与新军事变革》评介

记得欧洲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每本书都是作者自己的影子。读完《国际战略与新军事变革》一书，颇觉本书新意迭出，不同凡响。作者兼具学者、外交官和将军三重身份，使得本书与其说是一部理论专著，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本将政策、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白皮书。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身影，

新冠疫情与国际秩序变革(笔谈)

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动与调整。后疫情时代,东亚国际秩序将迎来地区主义、多边合作的共同体发展新机遇。疫情强化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而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国际法体系,则需要进一步对自身进行完善与发展,以成为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为深入剖析疫情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编辑部特邀请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政府管理学院及复旦大学法学院相关领域的学者,分别从后疫情时代东亚及欧洲国际秩序、中国面临的"地缘法律"新形势、疫情对国际法体系的影响以及古代欧洲瘟疫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展开分析,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变革:方案评析、内在逻辑与中国路径

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改革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的重点议题之一。近年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跨境税源分割失衡加剧等新挑战凸显,倒逼国际税收规则变革和国际税收秩序重塑。市场国“单边征税先行”、联合国试图“双边协商”和OECD推动下的“多边合作共识”共同刻画了当前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税收规则变革的现实图景。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创造理论和国家竞争理论,深入剖析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规则变革的内在逻辑,解析数字经济居民国与市场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的多重博弈。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文章提出战略层面积极有为参与全球税收治理建设,制度层面科学有效制定中国应对策略,技术层面持续提升数字化税收治理能力,以期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税收秩序。

西方媒体在二战后国际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分析

二战以后,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变革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具体表现为西方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西方国家形象的塑造者、西方民主价值的推销者、西方外交政策的影响者和西方霸权政治的支持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一系列国际政治变革,都是西方媒体发挥其角色作用的重要结果。分析西方媒体在一系列国际政治变革过程中所扮演的这些政治角色,可以科学地概括西方媒体作用于国际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认清西方媒体的政治本质,为应对媒体全球化时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找到突破口,也有助于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安全。

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变革的中国应对——基于宏观视角的动因分析、立场厘定与路径举措

因商事仲裁机制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不适应性以及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下多个层面的利益失衡,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为在这场变革中实现对中国利益的妥善维护,中国应以投资输入国与投资输出国、发展中国家与新兴投资大国的身份重合为出发点明确自身立场,在肯定投资仲裁价值的基础上,多维度审视当前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平衡化构建的趋势,排除双重立场标准,并注重投资仲裁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同时,中国需从国内相关制度和机制的配套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下仲裁机制的系统完善以及区域、多边投资仲裁机制的创新构建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的应对。

中国人权话语权构建——以国际人权变革与瓶颈为视角

国际人权概念的变革表明,现代人权观念有着浓烈的西方色彩,并不具有实质上的普遍性。冷战结束后,部分西方国家推行的“人权外交”政策,加大了对现代人权概念的争议,并使得国际人权事业发展陷入瓶颈。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的人权话语权却长久处于弱势地位。构建中国人权话语权应从分析人权变革、探寻发展瓶颈出发,探寻增强当代人权的普遍性的方法,为进一步完善人权概念做出贡献。

电子商务下的国际贸易变革

电子商务的兴起,是国际贸易领域里一场深刻的商业革命.电子商务作为日益成熟的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商务,是未来商业发展的新方向.本文从几个方面阐述了电子商务下的国际贸易变革,指出其对企业在新经济下发展的借鉴作用.

经济生态视角下的国际金融变革

本文从经济生态的视角出发,以国际货币体系为衡量,将国际金融格局解释为不同国家凭借自身金融实力和金融资源进行角逐和互相博弈,最后形成的一种稳态。文中在分析了当前国际金融格局主体、矛盾以及稳态特征后,首先梳理了国际金融格局形成的历史演进,依次总结了国际金融主导地位在英国、日本、美国之间的转移过程,并提出中国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牵头成立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格局带来的新冲击,这些举措既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重构,同时也会给中国带来诸多方面的新挑战。

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变革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

本文主要基于金融行业依然在国民经济体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当前背景下，对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变更及其银行的影响进行相关概述，旨在切实保障银行稳定有序的发展进程，以供参考。

国际形势剧变下中国的国际取向

当前以金融危机为主轴的国际形势变化契合了世界秩序正向后西方社会或后美国社会转换的大背景。国际形势的剧变给处在崛起道路上关键阶段的中国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这一机遇主要体现在扩大中国政治影响力和调整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上。

中国金融崛起的国际环境与战略应对

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两股重要的力量,正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一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意义最为深远的变革。未来10–15年,全球金融体系将出现如下变化: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实现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彻底转变,而二十国集团的根本缺陷将意味着一个制度更加虚弱的金融治理时代的来临;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公司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新的重要行为体,进而加剧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权力冲突;国际社会将加强对资本跨国流动的监管,新凯恩斯主义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国际货币体系将出现从"美元独霸"向"一超多强"的转变,新兴国家将加快推动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个转变过程将充满各种新旧力量的争夺和竞争,从而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和不安。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进入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的新阶段,并开始深度介入国际金融关系,因此积极维护自身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利益和国际金融安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应该借助当下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各种有利时机,采取积极的金融外交手段来提升自身的国际金融地位,夯实自身的金融安全保障,以实现大国金融崛起的宏伟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