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冲突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案:直接解决方案和间接解决方案。前者试图通过创设国际法律规则和协调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管辖权来直接解决冲突,而后者强调国家有权不接受或退出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来间接避免冲突。这些方法都有缺陷。要有效解决管辖权冲突,应通过规则方法的完善、协调方法的补足、不接受和退出管辖方法的修正以及各种方法的综合利用等来探究解决的路径。

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及其对国际法体系的冲击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国际司法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有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改变了国际法院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的局面,提供了更多发展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机会。但是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可能加剧国际法的不成体系性,塔迪奇案和澳大利亚金枪鱼案证明了这种风险。应构造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来缓解这个问题。

论国际司法机构海洋划界判例中的岛屿效力——以2012年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为切入点

岛屿效力的判定对海洋划界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仅就岛屿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等做了概括性的规定,却未触及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考察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受自身条件、地理位置、公平原则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岛屿在海洋划界中效力类型可以归纳为完全效力、部分效力和零效力。分析和总结国际司法机构海洋划界判例中岛屿效力问题,对于指导我国处理相关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国际司法机构判决的执行监督机制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司法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司法机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乃至国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而其作用的切实发挥取决于判决的遵守与执行。通常自愿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是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必然结果,但设立判决执行监督机制也是必要的。通过着重介绍国际司法机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的性质,比较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判决执行监督的程序及有关实践,分析判决执行监督机制对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作用,揭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国际司法机构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与国际法的监督执行类似,但与国内法的执行存在根本区别;其次,判决执行监督机制的效用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最后,有效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可能加剧国际司法机构的分散化激增造成的国际法碎片化问题,如何正确的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

论国际司法机构海洋划界判例中的岛屿效力——以2012年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为切入点

岛屿效力的判定对海洋划界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仅就岛屿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等做了概括性的规定,却未触及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考察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受自身条件、地理位置、公平原则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岛屿在海洋划界中效力类型可以归纳为完全效力、部分效力和零效力。分析和总结国际司法机构海洋划界判例中岛屿效力问题,对于指导我国处理相关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论国际司法机构在构建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作用——从凯尔森国际法思想出发的考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法律秩序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司法机构在国际舞台上日渐活跃,影响着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进程。上世纪中期,著名纯粹法学家汉斯.凯尔森曾指出,国际司法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推进国际法律秩序进化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此,从凯尔森关于建立国际司法机构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当前国际法律秩序下国际司法机构的现状,可以理解和反思国际司法机构在国际法律秩序进程中的作用。

国际司法机构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问题是当前国际法理论研究的重点,而国际司法机构的成立和规范发展既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研究国际司法机构和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促进现代国际法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与节奏探析

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与文化、法律文化、国际法文化都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现在看来,实践中存在的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差异主要包括:国际司法机构法官不同法系之间文化的差异,国际司法机构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的差异及法官不同背景的差异。这些差异会使国际司法机构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种种问题,尤其是可能导致国际司法机构的审案节奏的缓慢。加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协调,在国际司法机构内部形成一个法官的"知识共同体"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论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冲突

在国际司法机构大量建立并得到各国认同的同时,国际司法机构间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也日益严重。传统管辖权调整原则已不能适应新情况发展的需要。这种冲突主要出现在一般性国际司法机构、专门国际司法机构以及区域性国际司法机构之间。全面解决国际司法机构间的管辖权冲突对维护国际法的有序性、有效性以及节约国际司法资源具有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中国际司法机构的演进与扩散

从1899年和1907两次海牙会议至今,国际司法机构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过程。二战结束,国际法院(ICJ)成立,继而欧洲创建欧洲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开启了国际司法机构扩散的过程。这一现象首先反映出国际司法机构自身的进步以及各国对国际法的日渐重视;其次,说明国际司法机构已成为全球治理中重要的国际规则与规范提供者;再次,展现出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导致国家能有偏向性和策略性地选择司法机构。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应重视这一趋势,擅于有策略性地选择国际司法机构以维护自身正当利益。

论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重叠

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带来了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重叠的问题。该问题可通过借用国际私法中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竞合的某些方法、条约法的原则、国际礼让、国家间的协商来解决,而要避免管辖权的重叠的出现,需通过缔结条约时的事先预防和建立国际司法机构间的组织结构来实现。

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关系的演进

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只有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法治的发展,新兴的国际司法机构大量涌现,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关系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司法机构中任职的来自中国的法官日益增多、中国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态度趋向积极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审理的涉及中国的案件快速增加等方面。这既是中国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和实践蓬勃发展形势的一种折射,也表现了中国对法律全球化的信心,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法治的支持与参与。

国际海洋法法庭——发展中的专业化国际司法机构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与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并列的国际司法机构，它是根据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设立的专门处理海洋法争端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虽然国际海洋法法庭(以下简称海洋法庭)自1996年8月在德国汉堡成立至今，登记处理的案件只有13个，但与许多国际司法机构早期的运行轨迹相比，发展的势头尚可。海洋法庭既在诸多方面学习了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经验，也在法官的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当事人的范围、管辖权的强制性和法庭的工作效率等方面，与国际法院相比又有了新的发展。

略论国际司法机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今年前8期本专栏的文章对现今存在的若干重要国际法院与法庭进行了分别研究以后，对国际司法机构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概括和分析以利于掌握其全貌也许是必要的。

司法视野下国际强行法规则的新发展——基于不同机构司法实践的一个比较分析

国际强行法规则的出现给平权式的国际法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国际强行法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因此其具体内容十分模糊。这样,研究和分析各类机构关于国际强行法的司法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强行法的理念,把握强行法的发展趋势,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际司法机构的源起与发展路径

国际司法机构的兴起是现代国际法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中外学界一般认为,其源头始于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会,其后的所有发展都是海牙和会所开启之进程的延续。这种看法与实践并不完全吻合。裁判人权、国际刑事或国际公务员案件的国际法庭或法院,在性质、原则及结构体制上都与国际法院等所谓海牙法庭存在很大差异。它们有着自己的演进路径,其源头不是海牙和会,而是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海牙和会代表了国家间基础上的横向权力结构,而凡尔赛和会则是纵向的、有组织的现代国际社会兴起的标志。现代国际社会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维持这种二元结构,这也就决定了国际司法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径继续发展。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之比较研究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地位的上升是国际法院与法庭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际司法机构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诉讼权利的领域，但近几十年国际司法机构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现在，国际审判已经不再仅仅是由国家所垄断的事务，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个人的参与。在一些国际司法机构，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有关的案件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这既是国际法治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国际法的新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的发展进行分析。

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式的协调

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迅速增加,经济贸易争端的当事方可在享有并行管辖权的司法机构间进行选择,这鼓励了挑选法院和挑选规则现象。一方面,国际公法领域争端解决机构的扩散是一个积极的法律发展方向,反映了政府在跨国关系上强化国际法规则的意愿。另一方面,任由"挑选法院"与"挑选规则"行为发展泛滥有损国际经济法体系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公信力。因此,如何对"挑选法院"和"挑选规则"行为进行规制、确定最优的争端解决方式已成为国际经济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从纽伦堡审判到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司法的法人责任研究

在国际法上对法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并追究其责任的历史并不长。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了集团、组织犯罪的责任。但此后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都没有确立法人、组织犯罪的责任。出于国家对组织责任的顾忌和对各自利益的考虑,法人责任在管辖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这些多数与国家有关的、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直接适用还是相当困难的,应通过缔约国国内法间接实施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条约以规范法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