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数字发展促使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形式多样,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实现了具体争端解决步骤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容易引发国际商事领域新型争端,但总体上促进了国际商事实体规则向前发展。数字化时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困境是协商谈判的阻碍因子增多,数字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均衡限制争端解决的发展,数字公正的问题以及新兴领域争端解决实体规则滞后。对此,可以提高对争议解决数字产品的熟悉度和使用率、促进数字技术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融合、完善程序规则、加强数字公平、完善实体规则。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商事交易日益密切,相关国际商事争议显现出逐渐增多趋势。由于沿线国家法律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在复杂法律背景下解决国际商事争端成为一个难题。文章认为,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出发,结合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成功经验,建立一个专门处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议的调解机制,即包括调解中心的设立、调解员的构成、调解前置程序、调解的执行等制度构建是法治社会的必然性要求。

中国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机制的构建

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是指在国际商事争议被立案或进入诉讼、仲裁的实体审理前,采取丰富争议调解模式、引入中立评估机制、创设谈判促进程序等手段消弭争议的机制。中国正致力于矛盾争议的源头化解,对于国际商事争议的管理从被动干预延伸到主动预防。然而,中国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机制的构建仍面临理解较为狭隘、顶层设计不足、在线争议预防平台一体化建设不足的现实障碍。对此,未来中国构建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机制可采取的措施有:促进争议预防与解决的高效衔接,增加国际商事争议预防相关法律依据,以及优化在线争议预防平台。

陶凯元委员提案建议 加快新形势下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建设

回首过去,无愧担当使命;展望未来,谱写新的篇章。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全国法院系统的代表委员们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和人民的托,围绕司法、生态等多个领域,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建设到加强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从构建秦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建立一体化救助体系,纷纷献计献策。

国际商事争议中禁止仲裁令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商事活动争议的增多,平行诉讼时有发生,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司法禁令,针对国际商事仲裁,产生了禁止仲裁令制度。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关注相对较少,应对禁止仲裁令的制度捉襟见肘,立法和实践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借鉴国际成熟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禁止仲裁令制度十分必要。我国建立禁止仲裁令制度应当遵循尊重国际法原则,对法院签发禁止仲裁令的实质条件与法律程序作出规定,逐渐形成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其他法律部门相互配合,国际法与国内法有机协调的禁止仲裁令制度体系。

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之探析——兼评我国有关规定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事争议愈益增多,各国对仲裁支持的力度也在加大,因此各国有关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事项的限制日益减少,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与此扩展趋势相适应,我国国际商事争议的可仲裁范围亦日趋宽泛,但有关法律规定与此尚欠衔接,故应从立法技术和内容方面加以修改和完善。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协议管辖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确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协议管辖条件,但该规定尚未明确界定商事性的范围,实际联系要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单一且排他性效力规定不清。为保证更多当事人选择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争议,建议对争议的国际性做扩大解释,明确商事性判断标准,适当扩大实际联系要素的范围,放宽协议管辖具体形式和明确协议之排他效力,以适应现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求。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之建构

"一带一路"建设所覆盖的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商事争议不能仅靠我国自身提高涉外司法水平、提高涉外仲裁质量的方式实现。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而言,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我国应当有针对性地积极发起和倡议建设新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采取双边和多边协定并行的方式,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就民商事司法协助达成普遍性的协议;推动联合仲裁和建设沿线国家间的国际仲裁机构;推动采用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实现联合调解和国际调解中心调解的法律执行力。通过多层次的系统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以此作为我国贡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为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国际商事争议中的仲裁与诉讼(上)

本文作者系英国高等法院法官、法律委员会主席;他对世界各地商业事务中之国际仲裁有丰富经验,并做了长期研究,著有专文多篇进行论述。本文对近廿年间世界商事中最通用之国际仲裁的种类、规则、实施程序、与诉讼对比而言的优缺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今世界各地区的几个国际仲裁中心,特别是巴黎的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ICC)等等均作了详尽明确的介绍,并附有实际案例。译者认为本文具有参考价值,故特译出以飨读者。

试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是受案法院和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法律体系下相互左右的结果。争议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争议案件的各环节及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关争议案件性质及诉因的识别、管辖权的确定、准据法的指引以及外国法的查明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從中國視角看國際商事爭議解決的發展趨勢

随著跨國經濟貿易活動日益频繁，國際商事爭議必然會越來越多。如何公平、合理、高效地解決國際商事爭議，促進國際商事交往的正常發展，無疑成爲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题。本文主要從中國的視角來谈谈近年來國際商事爭議解決遇程中呈現出來的一些發展趨勢，我们把這些發展超勢概括爲三個大的方面：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

随着国际商事纠纷日益增多,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正义离不开法院的监督和支持。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是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监督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关于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但是国际公约关于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规定并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制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以完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促进国际仲裁的发展。

论意思自治原则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论意思自治原则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郑远民仲裁作为解释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方式，具有司法诉讼所不可能有的便利、省时和节省费用等优点。正是基于此点，各国从事经济贸易交往的当事人宁愿选择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而不愿诉诸法院，从而使仲裁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处理...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论解决国际金融争议的ADR

虽然在金融、国际金融领域适用以仲裁、调解为主的ADR方式解决争议在国际上不是个新鲜事,但在中国则或多或少,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由于国际金融尤其是国际借贷争论,主要体现在借方是否能支付到期债务上,这种简单的争议形式不需要对复杂的合同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由法院颁发执行令从而使贷方能够得到救济就可以了因此对于银行而言法院是更好的选择这一主要原因而导致其发展甚缓。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所以,作者此文倡导以ADR方式解决国际金融争议对于入世后的中国来说便具有了普遍意义,虽然作者在引用国外案例时,比如有关国家行为问题,也许是由于译文之原因,尚有辞不达意之嫌,然瑕不掩玉,值得推荐。----高菲-----

后公约时代国际商事调解对中国的影响

2019年生效的《新加坡公约》被称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多元化机制的又一个里程碑。公约使得以往缺乏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和解协议具备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这对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而言,无疑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争议解决途径。在后公约时代,调解将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法定方式之一,国内商事主体面临“变”和“不变”两个方面的问题。所谓的变是指调解方式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扩展了争议解决的途径选择和空间。不变的是以往国外法院判决和国际仲裁裁决等形式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新加坡公约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中国相关主体应该正视公约带来的机遇和困难。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规则——以比较法为视角

协议管辖是国际商事法庭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依据之一。通过比较法的视角,可发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规则与当前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商事法庭均具差异,其中以"实际联系"的限制为代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欲在成立初期预防案件负荷过重,且"实际联系"在我国的固有地位难以撼动。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规则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定位,将建设中立化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作为终局目标,同时兼顾现实情况,力求平稳过渡。就理论角度而言,实际联系要求应当被取消,但结合实际来看,短期内在实践中适当放宽实际联系限制的做法更为可取。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运行机制的创新、困境及纾解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司法领域的突破性创新,弥补了国际商事法庭单纯由中国法官审判的不足,为“一站式”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支持与保障。但由于《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内容较为原则,专家委员依据该规则进行调解、提供域外法律查明和国际商事法庭发展意见时可能会陷入是否合规的困境。为纾解困境,不仅须明确该委员会的性质是法院系统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辅助性机构,而且,还应在细化具体程序的基础上,探索专家委员参与庭审活动的可行性,增加专家委员的聘任程序和监督程序,保证专家委员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专业性,在打造特色化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过程中,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法治保障。

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

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方法过去不外是通过仲裁或寻求司法救济两种途径。近年以来,在我国的倡议下,着重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商事的争议,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界人士的重视和欣赏,已逐渐形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又一新途径。仲裁与调解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各有其特点,不能混为一谈。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效力的依据

仲裁也称公断,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将有关争议提交给作为仲裁人或公断人的第三者审理,由其依据法律或公平原则作出裁决,并约定自觉履行裁决所确定的义务的一种制度。国际商事仲裁是就国际商事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商事争议所进行的仲裁。仲裁作为国内法中的一项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采用仲裁方式处理有关争议。国际商事仲裁则在13、14世纪意大利各城邦国家林立时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