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国际和解协议准予救济制度的构建——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为契机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成为可能,我国在第一时间签署该公约,对我国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为了与公约有效衔接,我国亟需对现行司法制度做出相应调整,构建适应我国现实国情的准予救济制度,以实现该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的顺利执行。为此,应以尊重商事调解高度自治性的价值本位为构建的指导思想,并借鉴发展相对成熟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构建的经验,从立法到具体的审查制度、报核制度、案外第三人救济制度、保全制度等的设计,对我国国际和解协议的准予救济制度作出系统性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中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使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成为可能,我国虽签署了《公约》,但尚未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准《公约》,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领域我国仍处于立法空白,实践中存在和解协议执行无法可依、执行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不规范、执行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规范和解协议执行体系,实现《公约》的落地,我国应准确理解《公约》对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要求,并结合立法和实践现状探讨国内制度应当如何与《公约》的规定相衔接,进一步考虑我国商事调解法律应当进行怎样的完善。在加快商事调解立法进程的同时,建立与《公约》相适应的商事和解协议执行体系,规范调解机构和调解人才队伍,以落实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

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商事调解在中国一直都有较高的接受度,我国亦具备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法律基础。但是,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程序、审查内容以及审查标准等方面看,已有机制同我国所签署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标准仍相去甚远。在公约已经生效的大背景下,要弥合现有差距,提升我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影响力,急需推动商事调解法、调解员行为准则的制定,构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探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机制,但出于对和解协议监督及维护执行地国家利益等方面的需要,仍有必要建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在审查对象、审查内容、法律效果等方面区别于外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兼具支持、监督、控制和解协议质量、权利救济等方面功能。同时,本文从制度模式、基本原则、审查主体、审查范围、权利救济程序等方面对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就我国构建跨境执行审查制度作了初步探讨。

《新加坡调解公约》视角下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

国际商事调解是国际商事争议的主要解决方式之一,但由于其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执行力,国际商事调解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独立价值被限制。《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使国际商事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获得独立的执行力。准确理解《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要求,应当从理解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现实动因着手,结合该公约制订过程中的立法考量,分析可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适用范围及执行抗辩事由,并结合我国立法和调解实践现状探讨我国现行制度应当如何衔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定或进行商事调解立法,以落实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

《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及我国回应

《新加坡调解公约》针对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进行了规定。在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上,《公约》界定了所适用的和解协议范围,将和解协议视为可直接执行的法律文件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便利了和解协议的执行,但与目前我国调解协议须经司法确认的制度产生冲突。在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上,我国法律与《公约》不存在实质上的冲突,但在具体抗辩事由上有待进一步的细化;此外,我国法律未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明确。为了更好地衔接《公约》的规定,我国宜从和解协议可执行性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可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及定义,并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和解协议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构建与完善国内层面的和解协议执行制度。

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可执行性

长期以来,和解协议的执行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存有较大争议。拘囿于此,商事调解结果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公约》的生效,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机制。基于这一背景,和解协议的执行性问题的解决变得不可回避。一方面,本文结合相关法域立法、调解规则以及公约的立法背景资料从实践层面论述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倾向。另一方面,回归到和解协议的法理基础,从理论层面来论证和解协议的执行效力。从而在实证和理论层面系统论证和解协议具有可执行性。

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

2019年8月开放签署的《新加坡公约》通过明确肯定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正式强调了国际商事调解独立解决国际争议的价值。在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起步较晚,长期以来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地位,国内现行的执行途径与公约构建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国执行机制存在较大冲突。考虑到《新加坡公约》所体现的全球调解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包括加强调解员队伍的建设与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以良好衔接《新加坡公约》规则。

《新加坡调解公约》:新版《纽约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的未来发展

2019年顺利通过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专门就国际商事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做出了规定,旨在推动调解在更广范围内的使用。该公约的制定充分借鉴了仲裁领域的1958年《纽约公约》,但是,调解和仲裁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争议解决机制。《纽约公约》的成功并不当然意味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必然成功。本文针对新公约中的相关规定,结合调解的特别属性和程序,分析其对推广调解的利弊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影响及我国因应

《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了由国际商事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可直接执行的效力,其影响不只突破了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力不足的桎梏,还将进一步优化调整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提升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独立性地位,推动多元解纷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优化调解与诉讼、仲裁程序的衔接三个方面均有体现。为了实现我国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良性对接,我国应在保障国际商事调解独立运行,提升国际商事调解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国际商事调解优先解决纠纷,同时实现其与诉讼、仲裁程序的科学有效衔接。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

为了弥补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力不足的短板,《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认可国际和解协议效力的基础上建构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机制,并限定了可申请直接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提出了“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和“形式性”的具体要求。鉴于我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的急迫要求,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界定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应当涵盖国际和解协议与国内和解协议,兼容机构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与临时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同时排除具有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可能性的和解协议。此外,只有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产生且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和解协议才可被纳入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

论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的跨境执行:理论分析与制度建构

《新加坡公约》的生效对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得以顺利执行具有重大推进之效。传统依附型执行机制存证的问题印证了直接执行机制的价值,和解协议执行力的提升、商事调解非替代性的增强,均有利于提高我国营商环境。公约摒弃了调解地的概念,更彰显以执行地为视角进行制度构建的必要。归咎于现行法律体系未留足执行和解协议的“接口”,因此有必要为司法监督内外有别的状况设定法律依据,明确和丰富“国际性”案件认定标准,构建符合公约要求的司法审查程序,关注调解信息保密性。除国内法修改层面外,以国际商事法庭为先行试点,利用公约自身手段,控制公约批准时间,保障我国当事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也尤为必要。

论《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投资争端和解协议的适用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和生效,能否缩小投资调解与投资仲裁在可执行性方面的差距,从而增强调解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取决于《公约》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于投资争端和解协议。考察这一问题须注意:(1)区分非经第三方调解或在其他法律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2)商事保留及事前同意保留对投资争端调解协议能否适用《公约》的影响;(3)在《公约》规定的“最低限度形式要求”之外,缔约国国内程序可能提出的额外要求;(4)与投资仲裁不同,《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设在同一国家的当事人订立的和解协议的执行;(5)执行地国的相关程序规则和公约规定的救济条件。无论如何,《公约》将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国际投资条约实践及各国国内法体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冲突及破解之道

《新加坡公约》是中国发展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重要指引性国际规则,但当前中国国际商事调解与《新加坡公约》存在着诸如和解协议的“国际性”界定标准、和解协议审查执行制度、商事调解独立救济功能的认可等方面的制度冲突。建议中国明确和丰富“国际性”和解协议的界定标准,充分利用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变动适用”司法确认制度,包括扩大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纳入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与经个人调解行为作出的和解协议,同时适当调整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和执行规则。考虑到国内现有的“大调解”格局,建议以整合型立法模式制定统一“调解法”以规范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纳入调解员资格认证与激励约束机制,且构建调解组织商业化管理制度、规范商事调解市场化发展监管体系,为形成健康稳定的商事调解市场提供制度支持与保障。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依据，它关系到或仲裁或诉讼的问题。如何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定论。本文以一起国际商事案件为例，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和解释两个方面，探讨如何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构建

随着各国经贸往来越来越紧密,国际商事调解作为一种温和高效的争议解决方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落地更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史上的里程碑,生效后经过受认可的调解程序产生的和解协议①将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可以在缔约国之间形成法律约束力。中国作为其签署国之一,《新加坡调解公约》将促进中国商事调解的立法进程,明确和解协议在法律层面的执行力,并提高商事调解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基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分析

《新加坡调解公约》有助于促进调解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方面的广泛运用。目前,我国的商事调解还存在基本立法缺失、调解员的资质和守则规定不统一,以及个人调解的效力未被法律认可等问题,使得相关当事人难以充分利用《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的执行机制,也不利于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因此,我国应积极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尽早制定"商事调解法",明确经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的执行办法,建立健全统一的调解员认证机制和行业守则,以实现调解制度的规范化、调解员的职业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化,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