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的适度规模经济与聚集经济研究——一个基于国际垂直分工视野的分析框架

基于国际垂直分工的理论视野,界定了单体企业的适度规模经济和企业集团总体的最适规模经济等概念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并结合垂直范围经济和聚集经济等相关概念,从技术经济角度给出了企业集团适度规模经济的模型框架和测度方法,揭示了企业集团在地域上的合理规模即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之间的倒U字形钟形关系。利用该分析框架,提出了在国际垂直分工视野下,生物医药和专用设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实现企业集团适度规模经济战略选择的关键在于利用企业集团的集聚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并通过产品细分的差别化定位,实现大型企业集团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策略性替代。

国际垂直分工下供应链成本分配模式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垂直分工,供应链管理成为人们日趋关注的问题。供应链成本分配是供应链管理的核心部分,提出供应链成本分配模式不同于一般意义成本分配的结构特征,即三层次结构和双向分配要求。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供应链成本分配的核算和目标二维模式,并以一个案例对供应链成本分配加以应用。

国际垂直分工与劳动收入份额

近年中国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出现下降的趋势,下降的原因引起广泛的关注。传统解释是投资和产业结构因素,但近年开始有部分文献关注国际分工的影响。在Jones、Kierzkowski(2001)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垂直分工的分配效应的理论与假说,结合中国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国际垂直分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垂直分工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且这种负效应与我国在国际生产分散化承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阶段有关。我国要素禀赋水平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干预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国际垂直分工对CO_2排放的影响:基于45国(地区)空间Durbin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引入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对外贸易、FDI以及基础设施等控制变量,采用45个国家(地区)1998~2013年的数据,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基于加权的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国际垂直分工对CO_2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国(地区)碳排放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国际垂直分工根据各国不同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分配生产环节,将有利于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和传播,减少全球整体的碳排放,但对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影响不显著。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对我国产业的区位选择带来了诸多影响。本文首先提出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背景下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八个理论假说,然后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的结论是:地区要素禀赋仍是决定我国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模式下,产业的区位选择对该地区交通的便利性、地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以及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程度非常敏感;同时,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将可能使得本地市场效应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不显著,但这种国际分工会强化地区技术外部性对产业区位选择的作用。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研究述评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本文在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相关概念进行进一步梳理和界定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经验研究做了归纳并加以评述,旨在把握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最新发展

当前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密切相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日益发展,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的统一。本文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最新研究进行了梳理,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内涵、衡量指标以及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阐明了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战略性利益。

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政策选择

文章通过分析东亚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评价了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比较优势的转化及提高吸收能力可以促使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财富效应研究

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全财富的提升,促进国民福利。全财富包括生产性财富、自然财富和人力财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生产性财富增长迅速,自然财富却损失严重。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与生产性财富和人力财富正相关、与自然财富负相关,与全财富整体水平正相关。努力提升我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分工地位,构建以我为主、富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促进三大财富协调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结构性风险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型加工贸易的发展,已深度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从所占据的全球价值链环节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主体二维视角判断,我国仍处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中低位次,经济发展的收益性、自主性和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中国贸易利益分析

尽管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静态、动态两方面贸易利益,且中国参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然而由于所处层次较低,中国在分工进程中获取的贸易利益相当有限。若想提升贸易所得,必须在继续积极参与垂直分工与贸易的同时,加大研发投资,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以促使生产环节或产业由低附加值状态向高附加值状态演进。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加剧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

经济结构失衡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种种迹象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性及我国参与的方式、分工位次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建立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经济结构平衡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经济结构失衡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经济结构失衡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经济结构失衡的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具有一定的调整力度。提升我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构建以我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价值链是走出经济结构失衡困境的重要途径。

中国产业集聚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关系研究

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互动机制三个核心因素——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运用中国12个制造业行业1993~2011年数据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结果支持二者互动关系的存在及核心因素的作用。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利益分配非对称性与领导厂商的纵向控制

产品内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提高了资源全球配置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创造了更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全球价值链上的领导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攫取了由新国际分工所创造的利益的大部分份额。而跟随企业为争取更大分工利益会有意识地积累向价值链高利润率环节突进的能力。为保证自身获得长期的、更稳定的、更大份额的价值链附加值,全球价值链领导企业通常会对跟随企业实施纵向压榨并设置战略隔绝机制以阻扰其向"高利润环节"攀升。

要素价格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我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一,要素价格的变动必然影响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模式及地位,由此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使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对劳动力、资本及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上涨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价格上涨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为显著的负效应,但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对我国如何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理论上汇率上升会降低出口贸易,在实证上却出现相反的结论。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却迅速增加。垂直专业分工到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就中国与世界30个主要贸易对象的出口贸易数据研究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得出口的汇率弹性降低。因此,传统汇率理论会导致弹性的高估,在国际垂直分工下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也难以实现。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个制度分析

本文讨论了"进入城市、进入工厂"的农民工是如何产生的。笔者认为,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人员流动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是生产关系变革,它关系到生计模式的"大转变"。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过程,从表面上看是通过制度性变革释放农户多样化的生产能力的过程,但背后却是一系列将权力还原为财富的制度创造过程。随着积累体制的变化,农民工的存在形式由在乡农民工变为进城农民工。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从单方面因素出发研究农民工市场的人力资本理论、制度理论和结构分析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国际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的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本文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为对象,综合运用VSS指数和TCI指数进行研究。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中国的汽车产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有助于提升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运用计量回归分析证明了中国汽车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加深促进了中国汽车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没能促成中国汽车产业国际价值链地位迅速提高,主要因为相关科技投入及配套设施不充分,这是我国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世界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运用1995~2010期间130余万组世界出口贸易数据,对世界各国出口复杂度进行了全面测算。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差距有缩小的趋势;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上升。一方面,其自身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拉低了世界上主要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指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购买力提升和吸引FDI是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动因。因此,若要提升出口竞争力,中国应巩固传统劳动密集性行业的出口份额优势,继续致力于提升本国居民消费能力、吸引FDI并加强对其技术外溢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