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的历史由来及现状(二)——国际常设法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1919年4月18日)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般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依据《国际联盟盟约》,国际社会于1992年设立了国际常设法院(P.C.I.J),并制定了该法院的规约。

析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理由和举措

2002年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运作,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的犯罪人不再能够逃脱国际刑事责任。然而,作为国际社会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却也因此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了强烈反对,一切可以想到和做到的阻挠措施均已被采取。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旨在维护其自身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其理由和举措不符合联合国宗旨和正义原则。

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初探

从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其咨询管辖权和“司法性”之间的协调一直是一个难题。要想满意地解决法院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必急于扩大有权寻求咨询意见的机构的范围,而必须确保各机构在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时,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法律问题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

变动国际体系中国际法院作用的评估

在国际体系向全球化时代变动的过程中,国际法院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至今为止,国际法院在冷战后的表现让人欣慰不已,但考虑到常设国际法院及国际法院在一战、二战后共有的先盛后衰的经历,对国际法院的表现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才较为妥当。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国际法院更多表现其公正的机会。

同意原则在国际法院咨询程序中的地位再考

现代国际法下的同意原则伴随着第三方解决国际争端的兴起而确立,被公认为国际裁判管辖权的基础。常设国际法院的实践表明,同意原则不仅适用于诉讼管辖权,也适用于咨询管辖权。然而,在联合国时代的国际法院实践中,由于咨询案件的特殊性质以及法院对自身职能的独特定位,已经使同意原则很难单独构成影响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决定性理由。法院在咨询程序中考虑可受理性问题时,并未赋予“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职责”与“法院司法职能的适当性”这两个因素以同等地位,而是明显将前者置于优先位置。鉴于国际法院在联合国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法院的实践对于促进联合国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法院的实践可能具有外溢效果。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不宜简单效仿,不应忽略同意原则在咨询程序中的重要地位。

论国际合作与国际法

国际法倾向于将国际合作纳入规范,使之制度化,不过是近七、八十年的事。在此之前,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维护主权并使之与各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共处相协调;因之它所强调的是从反面约束国家的行为——国家彼此之间不能做些什么。即使国际合作达到某种程度的制度化,比如维持权力的均衡,其主要目的还是国家隔离状态的保持,而不是国家福利的共同推进。主权集中体现着法律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符合国家相对自给自足的状态;国家利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满足的极少。这种作用也符合十九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哲学,国家担任守夜人的职务。

从国际法视角解析韩日“独/竹岛”归属问题

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向来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韩日两国之间持续了数十年的独/竹岛之争近来再度呈现紧张态势。2005年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制定了一项地方条例,把2月22日定为"竹岛日".激起了韩国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研究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不同于其诉讼管辖权,它意在对有关法律问题做出权威性的解答,澄清和消除疑义,而非直接解决争端。但咨询意见的权威性,特定情况下争端当事方试图以咨询程序来代替诉讼程序等,使得咨询管辖成为国际司法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案件不但多,且大部分涉及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家也很少质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使得其咨询管辖实际上更接近于诉讼管辖。国际法院由于其《规约》限定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而不包括"争端",其咨询案件相对数量较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也受到质疑,对常设国际法院确立的"东卡累利安原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最初《公约》将咨询管辖权赋予了海底争端分庭而非法庭本身,但《法庭规则》补充了法庭这一职能。目前海底争端分庭已有实践,法庭本身未来也会出现此类案件。我们应认识到,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在阐释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有独特优势,且这种职能有发展、强化之势。

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的国家仲裁

国家仲裁制度的产生和演进发展显示国家仲裁是一种介于包括谈判、斡旋、调停等在内的外交手段和严格的司法诉讼手段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以上两种解决方式之长处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利于促进国际争端有效、稳定地解决。尽管该制度目前的实践情况并不活跃,但依然有潜力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处理现阶段与他国有关领土与海域划界的争端时不必完全排除利用国家仲裁的可能性。

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扩张倾向与中国策略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整体上呈扩张倾向。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时期,国际法庭的咨询管辖权相比于国际联盟时期发生了较多变化: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创新性地建立起咨询管辖权,国际法庭咨询管辖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性作用不断降低。因此,有必要分析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对其自身和国际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利益的需要,全方位、分层次地提出应对之策。

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政治与法律互动——以中比修约争端为例

中比修约争端是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涉及中国的唯一案件。1926年,北洋政府宣布到期终止中比条约。比利时原本寄希望于列强对北洋政府施压,在希望破灭后,比利时将争议诉诸法院。北洋政府认为,争端属于政治问题,不应由国际法院管辖,因此拒绝接受管辖和出庭。国际法院在收到比利时的诉讼请求后,按《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开展相关程序,并作出临时保护决定。在解决中比争端过程中,争端的政治/法律性质成为焦点,并支配各方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本文通过检索北洋政府、比利时和国际法院的档案等材料,探讨三方主体在这一争端解决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及其背后的逻辑,以此来揭示国际争端解决的复杂性。

国际法的力量:常设国际法院中的中国籍法官

常设国际法院的出现是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的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尝试.而又因其时国际法体系还并不完善,常设国际法院在某种程度上还负有"造法"的职责.同时,其出现也是中国开始进一步走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法官在常设国际法院中的具体参与,来讨论早期中国的国际司法实践与摆脱不平等条约之间的联系.对于当时国力衰微的中国而言,国际法是最好的,也是仅有的其可以利用的武器.

国际法院的改革

国际法院的改革,是指为提高效率和实现公正,对其实体和程序规则进行修正或修改的过程。外临的诸多挑战和内蕴的发展需要,是改革的现实动因;《宪章》和《规约》的明示和默示授权,是改革的法律基础;不修改《规约》和《宪章》,是改革的大方向;国际法院自身是改革的主导者;通过改革"逻辑链"的良性循环,可以实现国际法院的改革。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起草过程与启示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是讨论国际法渊源问题的出发点,其直接来源是《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此条在制定过程中,主要经历了法学家咨询委员会阶段和国际联盟行政院与大会阶段。在此过程中,本条各项规定均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与修改。准确、全面地了解本条各项规定的起草与修正过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评价国际法诸渊源的作用与功能。

从判例看国内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性问题

国际法庭在处理国际法问题时,往往不得不参照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国内法。这样的案件绝不是个别的。常设国际法院在＂波兰上西里西亚的某些德国利益案＂中的判决表明,

论国际刑事审判权

20世纪是世界大战的世纪。具体的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对立,在该世纪达到了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最为激烈的程度。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经济活动、人员交往和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促成了很多超国家的机构的建立和适用于很多国家的规则的制定,其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像国内法一样——同等处理相同的事件。设立国际刑事法院(ISTGH)的努力,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在全球化的社会中,自然就要求对大规模的严重犯罪,例如侵略战争和谋杀民众,由国际法院进行审判,特别是当这些犯罪在相关国家完全没能或者没能公正地受到追究和处罚的时候。但是,这一要求与传统的国家刑罚权的不可侵犯性之间的冲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法与人权保护问题——以保护少数者为中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权的国际保护突出地表现在保护少数者方面。在国际法上,所谓保护少数者是指通过条约保护一个国家内的在人种、语言和宗教等方面处于少数团体的权利。第一次肚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成立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这样,就为保护少数者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条件。本文重点考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联盟与保护少数者的关系。一、关于保护少数者的国际文件及其主要内容 (一)

习惯法形成中的法律确信要素——以习惯国际法为例

自1945年,《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习惯纳入国际法渊源的名单,规定"国际习惯,作为接受为法律的通例的证据"之后,国际法学界对于习惯国际法形成的要件问题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但传统观点还是认为它由两个要件构成:国家实践(物质因素)和法律确信(心理要素)。但是,对于什么是法律确信,它在习惯国际法规范创立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当法律确信存在时,产生的规范会强加怎样的负担或义务;法律确信如何加以证明等问题,则见仁见智。本文的目的旨在展示这些争论,并加以评述,以对我国习惯法理论研究提供启示。